印光法师,法讳圣量,自署常惭愧僧,1861年出生于陕西省合阳县,俗姓赵。幼攻儒书,21岁出家,22岁受具足戒。行脚参方,博学多闻,勤于劳作苦行,而以净土法门为根本之修持。33岁,由北京至普陀山法雨寺,精修念佛达二十余年。1918年(民国七年),法师58岁,始有居士将其文稿二十余篇刊印为《印光法师文钞》,此后,渐以增广。法师于苏州报国寺创立弘化社,为近世流通佛教典籍之重镇,曾出版佛书五百余万册,佛像一万余帧。70岁息居于报国寺,致力恢复苏州灵岩山寺为十方净土道场。77岁,移居于灵岩山寺。1940年,法师80岁,10月28日召集僧俗大众,安排寺务,付托后事。11月4日晨,跌坐椅上,于全寺大众念佛声中,安祥示寂。茶毗后,建灵塔奉舍利于灵岩山寺。

　　海内外皈依法师座下称弟子者二十余万人,其中颇多高阶层知识分子。如弘一法师、丁福保居士等,率皆依以为亲教师。法师遗着收录于《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编和第三编,计:书函、序、跋、疏、记、论、说、铭、志、赞、颂以及杂着等,都为文献1809篇(初步统计)。

　　继清代梵天实贤、红螺梦东大师之后,印光法师被我国佛教界(汉语系)尊为净土宗第十三祖。

　　印光法师被尊为净土宗一代祖师,这不是一件平凡的事情,这是我国近世佛教界的一件大事因缘。绍隆祖位,续佛慧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是自不待言的。悟佛心灯,传佛心印,名之曰祖。如达摩大师说:“明佛心宗,行解相应,名为祖师。”(〈〈宝林传》)这不但禅宗如是,凡是佛教各宗诸祖,其根本宗旨,亦都莫不如是。只是,各宗的说法,根据其宗派特色,或曰明心见性,或曰大开圆解,或曰即身成佛,或曰念佛三昧等,为不同而已。凡已明心见性乃至获证念佛三昧者,虽然不必定皆绍祖位;而绍祖位者,则必须是已得明心见性,乃至已得念佛三昧者,则是理所必然的事情。

　　印光法师,绍隆祖位,其已契证念佛三昧,固然是决定无疑的事情。然而,近世以来,特别是现代,由于对印光法师的研究还很不够,以致还有不少的初心的佛教徒(包括僧俗四众)、对印光法师不能如实地正确地认识,更谈不上对他的遗教有所足够的应有的重视,把他与泛常僧人等量齐观;甚至还有一些佛教徒,对他还很不了解,还很陌生。

　　应当指出,研究印光法师,加深对他的了解,发扬其遗教,这对于现时代和实践佛法,都具有着十分重大和极为深远的意义。印光法师,无论从儒教到佛教,从做人到学佛,从家庭到社会,从伦理到教育,从药方到保健,从国民到国家,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从方便到究竟,于一切方面,都不能不说是近世佛门中一位杰出的、伟大的、光辉的典范人物。他生活的时代,距今半个世纪,世事。人事,虽然已经发生巨大的变迁。然而,时间毕竟不算太远。他所提倡的上述各方面的道理,应该说依然还是真理,永远是真理,丝毫也没有改变。如实地研究和了解印光法师,无疑地将会对我国佛教徒继承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促使当代佛教更加完善地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住持正法;自利利他,爱国爱教。以及对国际间佛教界的友好交往,产生更进一步的良好影响。

　　作为自从皈依佛门一开始,直至现在,始终熏沐在印光法师遗教恩惠之中的我自己,也并没有切实地践行法师的教诲,谈不上对法师的实际能够有所正确的认识。勉为此文,对法师的悟道因缘,试为探讨,并以就教方家;若能起到一点砖石的作用,便属万幸!

　　关于印光法师在其生涯中,何时获证念佛三味,发明心地的问题,实为我国近世佛教史上不容忽略的重要问题。其《文钞》之各编,法师自己不仅不肯明说,相反,总是以凡愚自居。纪念法师的文章,或编者的语言,对法师悟道一事,虽然都予充分肯定,临到具体,也都含糊其词,或语焉不详。所以,颇有研考的必要。

　　印光法师之为人,一味平实,敦朴天然。恪守佛祖风范,谨遵《楞严经》所说“终不自言……泄佛密因,轻言未学”的佛制,于其自己所悟所证境界,从来不肯衔示于人。我们探讨他的悟道年时,也只能根据他的遗着《文钞》中的书信、论文等,推研考究,加以判断。

　　印光法师对学人的每一项开示,每一篇文字,皆无不是自己在躬行实践中真修实悟以至确证所体验的实际,绝无一言一句虚发。这从他开示别人的书信,也可以证知。他开示说:“凡欲劝人,必须自己实行其事,则人自依从。”(印光法师文钞》第三编卷三《复王雨夕?王雪夕居士书》并且反复强调“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此自利利人、已立立人之铁章程也。”(《文钞〉〉三编《复林赞华居士书?十》)同样开示,反复见于致李尔清、薛英慧、刘一鹤、朱万僧等许多人的书函中,具见他重视于此的程度。

　　关于悟和证的问题,印光法师开示说:“悟者,了了分明,如开门见山,拨云见月。又如明眼之人,亲见归路。亦如久贫之士,忽开宝藏。证者,如就路还家,息步安坐。亦如持此宝藏,随意受用。悟则大心凡夫,能与佛同。证则初地不知二地举足下足之处。识此悟证之义,自然不起上慢,不生退屈。而求生净土之心,万牛亦难挽回矣。”(《印光法师文钞》正编卷一《复永嘉某居士书?五》)可谓语语见谛,字字契真;简明确当至极。

　　法师闭关结七、克期取证。曾向康泽法师说:“光必以死期败烈(原注:死期败烈,北方土语,烈者,功烈。败者,败坏。如张巡守睢阳,誓立灭贼功烈。以死为期,决不退败。若不死,必定要成此功烈。若死,才见败坏耳。此语,北人常谈,南方未曾未闻,故标其意致耳。)哀求加被。即当时不蒙加被,终有加被之日……决定要得心佛相应,方可稍安此心。”(《与康泽法师书〉〉〈〈印光法师文钞》卷一)这是何等语气;出自一向以“身教重于言教”为规箴的印光法师其人之口!所谓旷劫殊勋,在此一举,大事不办誓不甘休。破釜沉舟,可为确证。

　　关于修持工夫方面的开示甚多,这里不能罗列,且举二三例稍加说明。《复明道法师书》说:“若心中空空洞洞,除一句佛外,别无一念可得,则庶几有得矣。”(《印光法师文钞》第三编卷一)明道法师原为居士,辅佐法师在弘化社工作多年,遂即出家,关系可谓至近,所教皆是实际;这也是法师所亲历的修行过程,可以肯定。又如《复徐紫焜居士书》说:“凡静坐时,但心中默念佛号,此外不加一点别的工夫,及别的念头。久而久之,全佛是心,全心是佛,心佛不二,心佛一如。且问甚么禅定有如此之深妙乎?甚么工夫有如此之高尚乎?”

　　(《印光法师文钞》第三编卷三)也是法师自己由此走过来的道路,故以万分决定的口吻为人揭示。又,《复唯佛居士书》说:“至于现在生之如何若何,一任其水到渠成,春来花放。”(同前)则纯然是工夫到家,“随缘消旧业,更不造新殃”的境界的吐露。举凡《文钞》中,类似的开示,贯彻始终,如上所举,不啻沧海一滴。

　　举凡三编(共十大卷)《文钞》,全是印光法师悟道以后的真实悲智的吐露。不过,就中也可以看出其直接显示“本来面目”的地方。当时,有一位高鹤年居士,踏遍名山,于禅于净,皆有高深造诣,与法师过从甚密。高居士时有不惮远劳,拟欲朝礼云南鸡足山(传为摩诃迦叶尊者——禅宗初祖之道场)的想法。法师开示说:“窃谓不须远去。但取可安身处,随缘念佛即已。鸡足之行,若在海道,则颇费钱财。若在陆道,则苦不堪言。何如倒却门前刹竿,随时随处与迦叶尊者晤对之为愈乎!”《印光法师文钞)第三编卷一《复高鹤年居士书?二》)直揭本地风光,完全是禅师的口吻。这封信写于1918年,即民国七年十月十五。(印按《五灯会元》卷一:阿难一日间迦叶曰:“师兄!世尊传金襕袈裟外,别传个甚么?迦叶召阿难,阿难应诺。迦叶曰:“倒却门前刹竿着!”)又信开示高居士说:“而念佛三昧,仍是全体业力。……谁知宿业,竟与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灭。”(同上?复书?三)这种吐露,绝非泛常之语。我们所应着意之处,如文中用“仍是”、“竟与”这样的副助词来行文,很明显,是己经亲临其境,见到“原来是这样”的口气。文中“谁知”,语意几甚明显,意即“迄今为止;不曾知道,到现在,才知道。”意即“原来不曾求到”,“哪里知道,原来竟而这样!”所以,这“谁知”两个字,也是我们不可马虎、草率,当面错过的。这与永嘉禅师《证道歌》说“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同出一辙。高鹤年居士一生献身佛教,曾舍家为寺;南参北学,遍访天下知识;深通教相,颇具一定的契悟,实为法门巨擘。与法师声气相通,法师向之而发如上之语,殆非无端。这封信,写于1919年,民国八年十月初四日。明朝万历年间,莲池大师行脚来北京到东昌,述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掷戟浑如梦,佛魔空争是与非。”后来,憨山大师指出,这是莲池大师悟道的发露。(《云栖法汇?古杭云栖莲池大师塔铭》盖偈之首句的“疑”字,与次句的“遏”字相为呼应;而直接揭示则在偈之末句。有识者谓,现在印光法师亲见“宿业与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灭”,也正是这个道理。——佛魔空争是与非。(《印光法师文钞》)第三编卷一.47页)

　　印光法师之向外界发表文章,其时始自1912年,即民国元年。尽管这时发表文章,还不是出于法师自己的本意,但是,不管如何,这时(应是较这时更前些时)法师已经写出了多篇文稿,而且,现在收录在《文钞》正编第二卷中的八篇论文,其中半数以上,是这个时候的撰着。似乎,可以这样说,这是法师数十年由修到悟至证的丰硕成果;是(自出家)三十多年来苦行精修的心血结晶。是永不磨灭的法身舍利。从此往后,直至圆寂,又是一个三十年间,这种结晶和舍利,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滔滔不绝,广化众生。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法师52岁,这个时间,是他自利利人的分界。在这以前,他专门自修。他的性格,他的作风,完全可以说明,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直到他自己认为此事(出家根本大事)已经有把握了,已经稳妥了,他才肯把精力转移向外,随宜施化,利益他人。(专门自修和向外施化,是约主要倾向说。即自修时也随缘施化;施化时也更是自修。不可作绝对的理解。)关于这个历史时期的转折点,法师在遗着中曾有数处自述。现在引其一处自述说:“二十余年(按此指:自1893年光绪十九年,33岁,由北京到普陀山法雨寺时起,至1918年,民国七年、58岁;共25年间)印光二字,未曾一露于外,故无一过访与通信者。自民国元年(1912),高鹤年居士给(原文注曰:给,音台,上声,欺也)其稿去登《佛学丛报》,彼以光不欲令人知,因用一‘常惭\’之名,此非是名。而徐蔚如、周孟由见之,甚喜与已之知见相合。遍问诸人,皆不知。,至民国四年(1915),蔚如问于谛闲法师,谛师以光告。常惭,谛师亦不知。以鹤年持其稿,令谛闲法师看过故也。从此,蔚如搜罗排印(原文注:在北京)。至七年(1918),又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留板。从此以后,日见扰壤。欲求一日之闲,不可得也。自此以后,不能不用印光之名。故凡有求题跋者,皆书‘常惭愧僧释印光\’耳。”(《印光法师文钞》第三编卷四《卓智立居士书?一》)由此可见,法师谦德流光,终不可掩;因缘时至,水到渠成;龙天推出,乃是势所必然的事情。

　　1913年,民国二年秋顷,高鹤年居士至普陀山拜谒印光法师,乞其论文《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宗教不宜混滥论》、《佛教以孝为本论》、《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等四篇,稍迟复将《净土决疑论》等,先后刊载于上海狄楚青居士主编的《佛学丛报》。真达、了然、德森诸师所述《印光大师行业记》说:“师出家三十余年,终清之世,始终韬晦,不喜与人往来,亦不愿人知其名字,以期昼夜弥陀,早证念佛三昧。”(《文钞)第三编卷下)事实正是这样。

　　总之,据如上事迹,我们可以证知:印光法师悟道(得念佛三昧)年时的最后限,即当在这时期。则其悟道的具体时限,若在光绪末年时,或在宣统年间,至迟亦当在民国元年以前,是可以确定无疑的。

　　由于印光法师之为人,谨严至极,绝对是如《论语》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的彻底实践者。从其一生诲人不倦的文字般若来看,无一不是反映出这一点而闪烁光辉。他“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关于个人修证所得方面,他有两条原则:一是严守佛制,绝不衔露于外,以防止、杜绝授与奸佞邪妄者以口实;二是观机逗教,无缘(平等)无私,绝不肯以自己尚未企及者,以教示他人。其论文并诸函文等所有文字,皆从其彻底了悟的心地中流出,如数家珍,而又复应机施教,俾僧俗一切人各能获得佛法的真实利益。如高氏乞去的数篇论文,按佛门常情,亦不可能是悟道之后的即刻之作。就一般情形说来,悟道以后,还须善养其道,还须有一个由修至证的过程。如法师致高鹤年居士书,很谦逊地说:“只因久居普陀,每有命其代表者,略录一二,

　　以备自览。”(《文钞》第三编卷一《与高鹤年书?-》)此信是法师于民国三年(1914)四月初八日所写。由此可知,其所有文章,应是发明心地、已事已办、悟道以后若干年月,逢遇因缘所心,为挽救时弊,有所针对而不容不写。写,乃是有鉴于当时佛教界的情况,运其大悲大智的正觉之

　　何况,了悟心地大事,实非细事。如印光法师,一贯沉潜厚重朴实无华;凡事必操至确实稳妥可靠程度方可。对于这种千古以来根本大事,当然不肯草率,必然如同古德风范。即悟道以后,还须在一定条件下,继续息缘住静,如同抚育初生婴儿一般。所谓长养圣胎,而必不肯率尔出世应事的。如唐大梅法常禅师,“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舍入深居。”以景德传灯录》)如宋天台德贯禅师,“三十年来独掩关,使符那得到青山。”官府相召,令当寺院住持而拒绝之。(《禅林宝训》卷中)此凡在古德,几乎无不如是。由民国元年至七年(1912-1918)这一段时期,印光法师仍然坚持不愿露面出名,可以说明这一点。

　　由此可知,印光法师,应早在民国元年,1912年的若干年以前,便已经大事了办,即如所说获证念佛三昧。其具体时间,固然不可以测定,总在清末民初这一段时期;是尚就其显明可知,而较至迟的时限来说的。法师悟道时的年龄,核此时期,约当他45岁,乃至50岁之间。

　　印光法师的《宗教不宜混滥论》。《净土决疑论》等文章,被刊载于民国三年(1914)的上海《佛学丛报》。才一面世,立刻引起非同寻常的反响。此时,法师犹继续晦迹韬光,不肯用真名,署以人皆不知为谁的笔号“常惭”。此论一出,直如杲日丽天,金鍮立判。被一致公认,是为人天眼目、正法眼藏。其时《佛学丛报》主编者评曰:“悟了妙心,精持全藏;高踪卓荦,密行妙圆。稻光海岸,养慧珠于紫竹林中;閟迹岑楼,培智果于白莲台畔。”《印光法师全集)2556页)可以说,语语允当、言言中肯,并没有些许溢美之词。名士、佛学大家徐蔚如评曰“宗眼圆明”;许止净评曰“深入华严性海。”

　　民国十一年(1922),当时国民政府徐世昌大总统,题赐“悟彻圆明”匾额,赍送普陀山,表扬法师道德。山中香花供养,盛极一时。法师面对如此莫大殊荣,如同未见未闻。令将匾额收拾起来藏之,从来没有悬挂。

　　如所周知,弘一大师是一位对待生活真理极其严肃认真的人,从来不肯随便许人,唯对印光法师,尊崇至极。自己已经出家了,还一再恳求印光法师,一定要皈投其座下,为其弟子。民国十三年(1924),弘一大师给一位居士的信说:“朽人于当代善知识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师。前年曾致书陈情,愿厕弟子之列,法师未许。去岁阿弥陀佛诞,于佛前燃臂香,乞三宝慈力加被;复上书陈清,师又逊谢。逮及岁晚,乃再竭诚恳请,方承慈悲摄受。欢喜庆幸,得未曾有矣。法师之本,吾人宁可测度。且约迹论,永嘉周孟由曾云:“法雨老人(印光法师)秉善导专修之旨,阐永明料简之微;中正似莲池,善巧如云谷;宪章灵峰(明蕅益大师),步武资福(清澈悟禅师)。弘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挽世风。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二百年来,一人而已。诚不刊之定论也。”(弘一法师《复王心湛居士书》)由此可见,弘一大师对法师尊重仰慕之情,同时为法师作了如实写照和评价。

　　最后,补充一点。《印光法师文钞》一书,曾经受到日本国佛教界朋友的重视,并为之流通的殊胜因缘。印光法师说:“冈野增次郎、圆山和尚,不以光之文钞芜秽不堪见弃,殆宿世曾有缘之所致。”又说:“光文钞,意虽可取,文不足观。蒙圆山、冈野二开士,欲为流通,实深惭愧。”(《文钞》第三编卷一《复恒惭法师书》一及二)

　　还有,当印光法师圆寂的前一年,即民国二十八年(1939)冬季,曾有日本国佛教人士,专程来到苏州灵岩山寺,访问印光法师。文献记述说:“谒见大师有所请问,互用笔谈。大师自述略历、行愿。”(《文钞》第三编卷上首页)互用笔谈,这说明当时没有释译。好在彼此都是汉文字文化的国家,同气连根。通过文字交流,心心相印。这实在是值得永久怀念的中日两国佛教友好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以上,敬请批评指正。谢谢!

　　注:此文末段所记,1939年冬有日本佛教人士来苏州灵岩山寺谒见印光法师,互用笔谈一事,承姚寿先生见示:在日本时曾闻诸牧田谛亮先生相告,访问过印光法师,当此时(1939冬)。又日本佛教大学学长高桥弘次先生见告云:先辈著名佛教学者塜本善隆先生有记述印光法师事迹之著书。塜本先生当亦曾经面见过印光法师,稻冈誓纯先生见告其时,即塜本先生偕牧田先生二人来访印光法师的。

　　“二战”结束前,牧田谛亮先生在中国从事佛学研究工作,约十年以上时间(或更长时间),现年89岁,任日本歧阜女子大学教校,京都佛教大学研究生院导师,著作有《中国佛教史》等许多种,为当代著名佛教学者。《印光法师文钞》第三编首页只记时有外国人来访,而未明记氏名。殆以当时无翻译,或因当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抗战方酣,故不予记之。现在可以明确,1939年冬来访者,当为日人塜本善隆和牧田谛亮先生无疑。

　　传印记 1996、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