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传统 适应当代——佛教发展的必由之路

　　觉 醒

　　历史已跨入了一个新的纪元，面对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经济的日益繁荣，饱经沧桑的佛教怎样承续上个世纪的复苏，迎候那接下来的百年巨变，值得每一位佛子深思，这是一种责任，是 2500 多年的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这也是一次机遇，是继佛教僧侣、佛教信徒逐步年轻化、知识化之后，佛教重新与其他宗教、其他社会文化处于同样发展起点的历史机遇。把握机遇，挑战未来，是我们这一代佛教徒的历史使命，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机遇面前，我们需要思索的是怎样迎接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于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宗教异端等各个方面，佛教如何在与各种挑战的碰撞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化世导俗”功能，继续保持自己区别于其他思想文化、其他宗教派别的“位格”，成为新世纪佛教发展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继承传统，适应当代，是佛教流传至今而又经久不衰的致胜法宝，是当代佛教振兴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与时俱进——佛教发展的优良传统

　　让我们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印度。从最初的夜睹明星而悟道，到鹿野苑初转法轮度五比丘，再到后来四十五年漫长的教化生涯，佛陀一生孜孜以求，所为所想无非是要改变世道人心，还世界、人生以本来面目，所言所行无一不在保持佛教之本质——立足世间、不崇外力、以众生为本、于觉他中求得觉行圆满。四十五年摩顶放踵的教化活动过后，佛陀垂垂老矣，在经历了常人一般的梳洗、叮嘱后，佛陀涅槃了。佛陀的涅槃是精神升华后的必然归宿，“涅槃”本身昭示人们：人的生、老、病、死是一种铁的定律，任何人都无法幸免，佛也不是万能的，佛也要接受身体老化、朽坏的事实。而佛一生的生命活动却又清晰地告诉我们，人之为人所能把握和所应把握的不朽的成分，就在于人应该是重生轻死的，死的结局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和珍惜自己的生命，“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是佛陀一生所修所行的智慧结晶。它充分揭示了佛教重视人生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给佛教的发展和延续注入了能量。

　　可惜，在佛陀涅槃后百余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佛教的发展受到了制约，虽然有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一些保守的、教条的、僵化的思想占主导地位所造成的。当时的上座派长老们出于对佛陀个人魅力的推崇、出于维护一己之利的的狭隘心理、出于对佛法精神的曲解，极力倡导理论的因循、行持的守旧，反对一切新思想的出现，压制一切新活力的涌现，拒绝一切新潮流的激荡，从而使得佛教所本具的生机和活力难以勃发。

　　但是，旧的终究要过去，新的必然取代旧的，这是佛教“诸行无常”理论所诠释的内容。佛教徒们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怀旧情结之后，毅然走上了发挥佛陀本怀、抛弃陈规陋习的道路，佛教内部逐步形成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民主、自由的风气，各大部派风涌出现，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全新佛教在公元前四世纪勃发生机。

　　新的也会变成旧的，更新的东西将应运而生。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繁荣之后，由于与社会的脱节，以及思想上的学究化，又一次面临危机。那种只注重理论的丰富性和教学的经院化倾向，严重地制约了佛教的发展。时局的变迁、社会矛盾的转移给佛教提出了新的任务和发展方向。为了响应这种变化，以马鸣、龙树、无著、世亲为代表的一大批佛学思想家应运而生，谈空说有、应机应时，既不违佛理，又化导世俗，佛教因此重又受到了世人的瞩目。那烂陀大学、超戒大学盛极一时，佛理的辩论、宗教之间的相互激荡蔚成风气。

　　新的未必都是好的，回归本源往往更可取。大乘佛教在经历了近七个世纪的辉煌之后，由于刻意求新走入了密教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在印度教、伊斯兰教的围攻和同化下，一种新型的佛教模式——密教诞生了，这就是七——十三世纪印度佛教的主流形式。密教的兴起寓示着印度佛教本具特色的丧失，也标志着佛教化世导俗功能的褪化，佛教成了一种利己的宗教，成了一种过分追求生理潜能开发而不是心理智慧开发的宗教，佛教迷失了方向，找不到了回家的道路，佛教最终走出了印度。

　　作为异地佛教的硕果，中国佛教也已走过了两千年的历程。公元前一世纪左右，佛教初传中国，也许是与中国有夙缘，佛教的传入满足了中国统治者的喜好，夜梦金人、遣使取经、梵僧来华、译介佛典，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从最初的误解为黄老之学的一支，到后来的儒家圣人的同类，中国人的胸襟在汉代还是非常宽广的。处于初传时期的佛教非常谨慎，不敢轻易显露自己的个性，真正显山露水那还是后来的事。神通、灵验是早期佛教的代名词。在与玄学的互补、交融、分离的过程中，佛教逐渐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成了与儒学并行的中国主流思想之一。

　　经过汉代的初传，佛教在魏晋南北朝阶段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逐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从而为隋唐时期的鼎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谈玄说妙”是当时普遍的社会风气，佛教的“般若”思想因此而有了大力弘扬的土壤，“六家七宗”与“竹林七贤”遥相呼应，玄借佛力、佛仗玄威，“格义”成了当时二者沟通的桥梁，也成了当时大量传入的佛教典籍的主要文字表述形式。南北朝阶段，南、北分治，南方的社会较稳定，基本能够承续这种遗风，慧远、道生等一代佛学家独领风骚，佛性、涅槃等一系列佛学名词的讨论，使人们开始注意到佛教与玄学之间的本质区别；北方因为社会动荡、战争频仍，人心惶惶，终日难安，所以佛教在安定人心、创造和平方面倾注了心血，罗什、道安、僧肇等成为当时的显要人物而受到特别关注。学派峰起也是南北朝时期佛学研究盛行的重大标志，寺庙的建造、石窟的开凿成为佛教与艺术相结合的完美结晶。

　　隋唐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使得社会文化、经济空前繁荣起来，“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成了盛唐的两大亮点，佛教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佛教徒把握了这一机遇，在南北朝学派峰起的基础上，创造了更加稳固、更加体系化的佛教传播形式——宗派。三论、天台、华严、法相、禅、净、律、密八宗共相辉映，中国佛教因此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吉藏、智顗、法藏、澄观、玄奘、窥基、义净、慧能、神秀、道绰、善导、道宣、不空等一大批佛教祖师在这一时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佛教的影响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儒、释、道三教虽鼎足而立，然佛教之地位却远非儒、道二教所可比拟。经籍浩繁、寺院林立、僧侣众多、艺术辉煌、不唯经教、不尚权威、立足社会、关心民众是隋唐佛教的显著特色。

　　宗派的兴起是佛学研究兴盛的重要标志，但是各大宗派学说的过分细密又使其走入了学究化的窠臼，学究化苗头的出现也就是佛教脱离民众的开始。经过唐末五代战乱的洗礼，佛教各大宗派渐趋衰颓，除禅、净二宗因其简便易行得以存续外，其他各宗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一蹶不振，虽在宋明稍有复兴气象，但终究难续前缘，隋唐佛教的鼎盛一去不再。唐以后的佛教主要以禅、净二宗为主，禅、净二宗历来深受民众欢迎，尤其在其他各宗相继衰颓的情势下，二宗更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禅宗的公案人人耳熟能详、净土的念佛个个脱口而出，佛教在这近千年的漫长征途上，在深入民间、启迪社会、融入生活、化导世俗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保持“位格”方面却底气不足，佛教与儒、道二教合流之后，个性全无，佛儒不分、佛道混同，使佛教的生命力受到了威胁和挑战。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知兴衰”意在把握现在、开创未来。近现代佛教的复兴运动可以说是教界有识之士知兴衰后有所为之举。近百年来，从欧阳竟无的“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世之必需”到太虚的“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类， ...... 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以及赵朴初的“勤学五明，弘范三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无不律动着时代的脉搏，无不透露着这样的信息：佛法的生命在于发挥其丰富的社会功能，只有坚持与时代紧密结合，佛教才有生命力。因此佛教对自己的定位只能是而且必须是深入了解社会、把握时代需求，接受各种先进成果，并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心灵逐步得到净化，从而使先进的科技成果得到正确应用。

　　二、机遇加挑战——当代社会之于佛教

　　新的世纪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起点必然会有一次新的机遇。在新的世纪里，佛教的发展机遇尤其诱人。

　　首先，根据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当一种文化走向极致的时候，必然为另一种文化所取代，上个世纪的文化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的天下，科技、人伦、民主、法制，似乎西方没有一样不走在世界的前列。因缘际会，斗转星移，伴随着世纪钟声的敲响，东西方同步跨入了新世纪的门槛，人们厌倦了靠物质主宰世界的生活方式，渴求以优秀的精神食粮来填补内心的空虚。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理性思维水平越来越高，对理性的追求将是本世纪的主流。无疑佛教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佛教是一种理性的宗教，他反对任何外在力量对人的主宰，强调通过人自身的理性思索，焕发出内蕴的潜能，这与当今人们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和认真态度是不谋而合的。

　　其次，上个世纪下半叶异常活跃的邪教组织纷纷遭到了世界各国的批判和禁止，这是社会对人的关怀和拯救，但是邪教势力的盛行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正统宗教的软弱和退缩。随着人们对邪教的批判，一大批从邪教中醒悟过来的人更需要社会的关怀和保护，他们需要用新的思想来武装自己，这是一片广阔的空间，除草、耕耘、播种是佛教最终收获的希望。

　　第三，经过二十多年苦心积虑的培育和造就，佛教界“青黄不接”的局面终于被打破，年轻一代的僧侣和居士已基本担当起佛教的领导重任，年轻化、知识化、理性化、专业化是他们的基本特色，锐意进取、勇于开拓、大胆创新是他们内蕴的精神力量，他们的崛起应该是未来佛教发展的希望，崭新的良性循环机制将会重新运转起来。

　　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一分为二的，佛教界在把握机遇的同时，也应该理智地面对随之而来的挑战。

　　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社会。在高度发达的科学文化和全新的生活方式面前，一切传统文化乃至一切风靡或新颖的思想都有可能陈旧过时，作为二十世纪末曾经一度为世人瞩目的佛教如何重新立足于新世纪，并确立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是广大佛教徒必须为之深思的课题。佛教如何发掘自己的现代价值；如何对玄奥艰深的佛教教理作出符合现代思维、现代语言习惯、对解决当代社会问题切实有效的新的诠释；如何解决与现代主流思想意识之间的对话、适应；如何实现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平等对话、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这些都是佛教界无可回避的来自社会的挑战。

　　其次，这种挑战也来自于信徒。随着全民科学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信徒对佛教的信仰日趋理性化、科学化，“佛学虽超然于科学，内涵许多前科学、潜科学的因素，富理性精神，但毕竟长期以一种信仰体系在封建社会中流传，从理论到制度尚未完全实现近代理性化，在方法上未免显出古旧、落后，在理论上也将会面临不断发展的人体科学、心理学等的挑战。民俗佛教、寺院佛教的那些拘泥形式、以多神崇祀为实质、以世俗利益为期求的低层次信仰，恐怕会随着人们的日益理性化而逐渐缩小其市场。” ( 陈兵：《中国佛教的回顾与展望》，《法音》， 2000 年第 2 期 ) 。这就为都市寺院今后的弘法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僧团必须为此作出新的理论探索及方式更新，以满足信徒的需求。

　　第三、挑战还源于僧团自身素质方面。由于文革中僧尼的断代，文革后培养起来的新一代僧尼队伍，尽管数量上不断扩大，但因把关不严，其中不具备信仰者，滥竽充数、混迹佛门者不在少数。这些人整体素质偏低，思想滞后，精神萎靡，急功近利、追名逐利思想严重，甚至一些担任领导岗位的僧尼生活腐化，不守戒规，导致寺庙道风败坏、影响恶劣。部分僧尼成天忙于寺庙管理和旅游接待，放松了自己的学识修养和宗教修持。僧尼较低的素质和水平与信徒对其较高的期望值形成的反差极大，一部分对佛教感兴趣的知识阶层人士只能徘徊在佛教的门外。同时居士的作用没有真正得到发挥，僧主俗从、僧尊俗卑的传统一直被强调，这就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居士力量的发展。因此，当代佛教的发展速度和方向很大程度上只能仰仗僧团素质的迅速提高。佛经中早有预言：佛教在未来终将毁败于释迦佛的不肖出家弟子手里，就象狮子身上虫食尽狮子肉。相信没有人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加强僧团的自身建设已成燃眉之急，势在必行。

　　三、继承加创新——新世纪的佛教大有可为

　　承载着传统佛教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面对着当代社会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认真思索、积极应对，努力探索一条适合时代发展需要、满足信徒信仰需求、真正体现佛法精神而又行之有效的弘法模式，让人间佛教的思想光辉照彻每一位佛教徒的心田，是广大佛教徒唯一的选择，新世纪的佛教必将大有作为，这种作为须以继承为基础，以创新为动力，立足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 、弘扬佛教慈悲济世的优良传统，关爱人生，服务社会。

　　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随着社会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社会弱势人群队伍在不断扩大。尽管国家的社会保障机制正在不断完善，但是毕竟人口众多，国家的经济条件一时还无法提供完善的保障措施，因此很大程度上还得依靠社会的资助来实现“扶贫济困”的目标。佛教历来倡导慈悲济世的大乘菩萨精神，“拔除众生痛苦，给予众生欢乐”是佛教立世的根本宗旨，在吁请社会关注的同时，佛教自身也应该在社会福利方面倾注心血，利用佛教在信徒中的影响力对社会中的贫困者、弱势者给予经济上及道义上的援助，以使他们融入社会大家庭中，充分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从而不至于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同时还要适时地引导他们走出弱势、走向强大。

　　2 、 发挥佛教化世导俗的特有功能，引导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佛教化世导俗功能的发挥，其落脚点就在于改造人心、转变社会风气上。诚然，当今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新颖名词层出不穷，基因、克隆、知本、纳米 ...... 等等，令人应接不暇，科技的发达对宗教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佛教有勇气迎接这一挑战，因为佛教自始至终都能与科学并行不悖。从佛陀最初宣布的“十四无记”到“勤学五明”中的“医方明”、“工巧明”，佛教始终把自己和科学技术区别开来，不压制、干预科技的发展，认为自己可以在必要时补科学之偏，同时对最新的科技成果也能积极加以应用。二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佛教对科学的态度和责任仍然不会改变。基因研究者们已经预言：“信息技术使世界变小，而基因技术将改造世界”。“世界变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将越来越突出，解决矛盾是科学技术所无法完成的事业，而法律有时又无从介入，这时候就需要宗教劝诫、伦理说教来发挥作用，佛教在这方面非但能够治标，而且能够治本，它所提供的不是单纯的说教、武断的禁止、极端的恐吓，而是细致的分析、适时的引导，让人们从缘起规律中自己寻找出解决矛盾的办法。“改造世界”必然涉及到一个观念的问题：为什么要改造世界？怎样去改造世界？这都是掌握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的人必须思索的问题。倘若一味地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设计、去行动，不顾他人及社会的利益，那么改造世界的结果必然是毁灭世界。虽然社会可以为改造世界的秩序建立一系列规则，但这些规则又能有多少约束力？因而，宗教在辅助“规则”发挥最大效用方面大有可为。在解决种族冲突、呼吁民族和解，反对军备竞赛、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佛教也应积极参与其中，奔走呼号、游说劝导，积极充当和平大使的角色。倡导佛教主张的贪、嗔、痴乃阻碍人类自由和平之“三毒”的理念，对于维护世界秩序、化导世道人心有着永恒的现实意义。去贪，就不会有对资源的无限制攫取、对非己所有的财产的掠夺、对基因技术的无道德利用；去嗔，就不会家庭矛盾、民族冲突、地区战争；去痴，就不会有邪教的流行、迷信的泛滥。倘若人人怀有慈悲之心、个个皆能行于“八正道”，则世界将秩序井然、人类将和睦共存。

　　3 、积极探索适应现代人需要的弘法利生新形式，使佛教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佛陀一生弘教强调对机、应机，因此佛经中的思想理论，以及为此所作的论释都是适应当时那个时代需要的，在二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正确的，但是佛经的语言艰深、表述陈旧已成为制约佛教发展的瓶颈，佛教对民众的吸引力可能就因为这些工具上的障碍而减弱。因此，在佛教教育的过程中，应本着佛陀提出的 " 三法印 " 标准，采用新型的、符合现代人语言习惯的表述方法对佛经的语言进行新的诠释，充分发掘佛经中蕴含的有助于改变世道人心的内容，开办多种形式的培训班、讲座、讲经活动，让广大信徒能够切实从中获得教益，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求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肯定，要积极探索教化人心的新途径、新方法，真正起到社会风气净化剂和精神障碍疏导器的作用，将自己融入社会，把自己的命运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步伐。

　　4 、 注重自身形象建设，以自己高尚的道德和人品示范社会。

　　宗教历来以自身的纯洁性和高尚性而为世人所景仰和尊崇，无论社会风云如何变幻、社会阶层如何复杂，佛教都不应也不能丧失这份无价的资源。毋庸讳言，当今佛教界存在的积弊不少，僧团素质良莠不齐，混迹佛门者不在少数，因而加强佛教徒的自身建设，重塑僧团的美好形象 , 是中国佛教的当务之急，也是都市寺院面临的严峻问题。众所周知，寺院是开展佛教活动的中心，是僧人修学实践和施行教化的场所，是佛教兴衰成败的一面镜子。因此，寺院的社会价值不应仅仅体现在艺术形式的壮美上，而应该着重体现在精神内涵的崇高上。寺院社会价值的实现，关键因素在于寺院的主体——僧侣。僧侣只有通过自身积极行持及如理教化去影响信众，发挥积极的利世度人的菩萨心行，从而树立起崇高的人格形象，才能充分发挥都市寺院应有的社会价值和服务功能。培养新一代的高僧大德，引导佛教健康稳定发展，从而以自己高尚的道德和人品示范社会，是中国佛教界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基本任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中国佛教命脉之所系、希望之所在。

　　5 、参与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工作，共建人类地球村。

　　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对大自然的恶性攫取日益严重，生态平衡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成千上万的动植物惨遭灭顶之灾。工业社会的日益繁荣给人类带来的污染更是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由关注人类本身到关注人类生存的环境 -- 地球。从 1989 年起，全球性环境问题已连年列入“世界末日”的指标。佛教的缘起理论及戒杀实践对当今的生态及环境保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佛教徒可以通过大力弘扬佛教中一切有益于环境保护的思想，诸如：从缘起缘生的角度提醒人们在开发环境、发展经济的同时，尽可能充分考虑到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慈悲济世、戒杀护生的角度，宣扬生态平衡的重大意义；从少欲知足的角度，劝导人们爱惜生灵、保护环境。不仅如此，佛教界还应主动地倡导一些健康向上的文明行为以扭转社会的不良习俗，诸如：栽花种草，植树造林；文明进香，鲜花供佛；勤俭节约，乐善好施；戒杀放生，推广素食；净化心灵，美化环境等。通过上述一系列宣传教育和身体力行措施的推行，佛教界可以尽己所能，带动全社会共建健康有序的文明世界。作为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都市寺院，还应为此积极筹措资金，多方位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

　　关注人间生活，践行人间佛教，是佛教在两千五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更要高举人间佛教的伟大旗帜，积极参与社会各项事务，以“入世”的精神完成“出世”的事业。世间一切法皆是佛法，世间一切事悉为佛事。广大佛教徒应该时刻以敏锐的目光关注社会各阶层发生的变化，认真分析产生这些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及时调整自己的弘化方向和方法，以传统指导现实，以创新适应社会，从而极大地提高弘扬佛法的效果，为佛教在新世纪的发展和振兴而精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