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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玉佛寺的新刻碑帖谈董其昌的书法

发布时间:2023-09-12 10:10:32作者:大悲原文

  从玉佛寺的新刻碑帖谈董其昌的书法

  松江藏家朱庸文先生藏有董其昌书《四十二章经》,上海图书舘藏有董书《释迦如来成道记》明刻旧拓。友人建议何不勒石成碑,镶嵌於墙壁,增添丛林一景呢,我想这个建议很好,一则可使玉佛寺增事踵华,二则可利用晨夕观摩读诵,亦有益於身心。於是延请著名刻工黄怀觉,精心雕刻,化了三年时间镑刻成二十四石,嵌在般若丈室大门两侧墙壁上。此亦不失为艺林之盛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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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其昌(一五五五年—一六三六年),字香光,一字玄宰,号思翁,明华亭县(江苏松江)人。万历十六年(公元一五八八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世称宗伯,著有《容台集》,《画禅实随笔》等传世。他竭毕生精力从事於书画艺术,行楷之妙,跨绝一代。他自云:“吾学书初师颜平原(真卿)《多宝塔》,改学虞世南,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旦不表》,自谓逼左,不复以文徵明、祝允明、置之眼角。……此游嘉兴,得尽观项子京家藏真迹,观右军《官奴帖》於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自此渐有所得。”他又云:“余书与赵文敏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趟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趟书亦输一着,第作意者少年。”这里,他於书法一道多么的自负。虽然他自道学书经由唐而上溯魏、晋的,但实际上肯定是从元、宋各书家手迹临摹求得法门的。他把自己和卷书的优缺点比较得恰如其分,是他学趟的自供,也是一番甘苦之言。这次昕刻的《四十二章经》自称“仿米元章书”,可见他对米芾也是崇拜的。总之,他学书是由近及古,由下而上的。等他看到羲之《官奴帖》和晋、唐人真迹已是晚年之事了。他虽说初学颜、虞,後学锺、王,可是在他笔底却找不到颜、虞和《宣示表》的痕迹想来似盐入水中,全然融化了。启董以後帖学日趋下坡了。这是因为帖学到後来一味追求清秀,自“兰亭面,西施骨”之诮。尤其是“舘合体”的楷书,以乌、方、光三字为标准,弄得干人一面。再加科举既废,楷书就不受人所重视了。“不有新变;何以代雄”。於是郑板桥、金冬心等,直接从篆、隶中找出革新的路子,包世臣、康有为以此碑挽救颓势,顿使书道耳目一新。书法的推陈出新,开风气之先,虽有波谲云诡,不轨於正,毕竟富有革命气息。流弊则如脱缰之马,难以驾御。现下因学书者对楷法都都不曾痛下工夫,所以对书道方面又有些脱离现实了。目前人民生活安定,正是研究书法的最好环境。窃以为当前青年入学书,应以提倡“帖学”为宜,要学楷书,则董其昌正是一位信得遇的老师。从他自己所介绍的学书经验来看,他自下而上,由近及远,临摹过多少碑帖,可见要成为一代宗匠绝非易事。当前有启元白(功)先生,他的书法从煊烂归平淡,平正秀润,雅俗共赏,是精於帖学的南派代表人物。

  目前《绛帖》、《大观帖》等名帖,已如墨林星风,不易得见。即欲求一较佳之法帖亦难於搜购,而玉佛寺新铙的两种董书佛经,正如出上文物,颇受参观者的瞩目,不少爱好者要求拓碑学书,可以想象它会使行将湮没无闻的“南派”书法重新发扬光大。

  一九八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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