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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四世纪初至五世纪初,高昌先后为前凉、前秦、后凉及北凉等河西割据政权所控制。河西割据政权崇尚佛教的政策势必会对高昌佛教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龟兹佛教在魏晋时期己经非常发达,在四世纪时己为西域的佛教中心。高昌毗邻龟兹,因此当时高昌佛教亦有可能受到龟兹佛教的影响。吐略沟四号石窟开凿于十六国末期,其窟中壁画题材和画风,接近龟兹壁画,可为高昌佛教受龟兹影响的例证。不过,在北凉余部西迁高昌之前,高昌的佛教虽有发展,但总体水平不高。北凉流亡政权统治高昌时期,北凉王室沮渠氏在高昌开窟建塔、兴建佛寺、抄译佛经,极大地推动了高昌佛教的发展,为以后高昌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北凉流亡政府在高昌大兴佛教,这在历史上也留下很多痕迹。《北平承平三年沮渠安周造寺碑》记载了沮渠安周在高昌兴建寺院的事迹。
此外,在吐略沟石窟中亦发现了多卷为沮渠安周供奉的佛经。高昌国及唐西州时期的佛教北魏和平元年,蠕蠕灭高昌北凉沮渠氏,立阚伯周为高昌王,自此高昌建国。高昌国建立后,高昌的佛教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麴氏高昌王国时期,统治者大力推崇佛教,这使高昌佛教在麴氏高昌王国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高昌国王对佛教的推崇,亦从兴建佛寺、抄译佛经等方面得以体现。高昌王麴斌兴建佛寺的事迹在《麴斌造寺碑》中就有记载。在高昌王国时期,高昌兴建了大量的佛寺。仅《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载的,高昌王国建立的佛教寺院就有140所,预计实际建有寺庙200所以上。吐鲁番出土《髙昌延昌卅九年国王麴乾固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尾题》一份,尾题中记载国王麴乾固写抄写经书《八时般若波罗蜜经》八部以做功德,求佛法兴隆,魔是坏灭,兵革消除,疫厉奄息。云雷顺时,风雨应节。
麴文泰对玄奘的盛情招待及西行的大力支持,亦体现了其对佛学的虔诚和热衷。当时高昌国内佛教信仰的群体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不仅王族、官僚信奉佛教,普通民众也开始信奉佛教。《魏书》中记载: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在这一时期出土的衣物疏中,很多都体现了衣物疏主人的佛教信仰,称呼衣物疏主人为佛弟子,谓其持佛五戒,专修五善。每个时期的衣物疏都有着较为固定的衣物疏撰写格式。吐鲁番亦出土了不少撰写于高昌郡时期的衣物疏,但这一时期的衣物疏中并无体现衣物疏主人佛教信仰的用语出现,而在高昌国时期,佛弟子持佛五戒,专修五善这些用语在衣物疏中则有大量出现,这反映了高昌国时期佛教信仰群体的扩大。此外,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还发现了许多寺院僧尼的《供食帐》《施物疏》。
大部分《供食帐》《施物疏》中所载的提供给寺院或僧尼的财物都非常丰富,体现了高昌王国国内上至王族、官僚,下至普通民众对佛教的狂热。无论是河西割据政权统治高昌郡时期,还是高昌国时期,中原的汉文化对高昌一直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在这一时期,中原回传的汉化佛教对高昌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素甚至认为,高昌本地并不直接接受由西域传来的佛教,高昌的佛教是由西域经高昌传入中国再由中国反馈回到高昌的中国的佛教。在高昌王国时期,也多位高昌僧人至内地求法、修行。《高僧传》载:释智林,高昌人负帙长安振锡江豫,博采群典,特膳杂心至宋明之初,敕在所资给,发遣下京上灵基寺后辞还高昌。唐贞观十五年,唐灭高昌并在髙昌故地设置西州,但是高昌佛教并未随着麴氏高昌国的灭亡而衰亡。
虽然唐政府在西州设立之初对西州的佛教进行了整顿,采取了清理寺院经济财产、精简寺庙和僧尼数量等措施,实行僧籍管理制度,加强了对西州佛教的管理,对高昌原来过于强大的佛教势力进行了抑制,但普通民众的佛教信仰并未受到干预。反而,唐朝时期,国家的统一和政治局势的稳定为唐朝时期西州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唐朝时期西州地区的佛教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思想观念都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小编今天就写到这里,大家读完文章后,有什么感想,欢迎下方评论留言,小编会一一回复,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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