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对中国传统文化起着重大影响。随着禅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直到今天,中国文化在各个方面仍然反映出禅文化对它的影响。
所谓禅文化,应该说其含义是十分广泛的。举凡禅宗的经典(包括《六祖坛经》及禅宗语录等)、禅学思想、禅宗寺庙建筑和佛像雕塑、绘画、音乐,乃至禅宗所传的各种清规和佛事仪式等等,都可以称之为禅文化。而至今仍誉满全球的少林武功(或可称之为少林拳),则是少林禅文化的特殊而又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禅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影响之大表现在各个方面。特别是禅宗以其独特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把人们的精神生活推向了一个新的世界。
博大稍深的禅学思想,曾影响了历代大文学家的诗歌创作,例如唐代的大诗人王维和白居易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王维中晚年在仕途上叠经挫折,懊伤满腹,后来从禅宗思想中得到启悟,写下了许多散发禅宗特有的淡泊宁静意趣的诗句。其中如: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这显然是受到禅宗思想的启发而写出的如此淡远空灵的诗作,它表现了一种自然的美、淡泊的美、宁静的美、闲适的美。
白居易也是在人世社会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忧患,从而对禅学思想有所欣赏。他的“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宽”, “荣枯事过都成梦,忧喜心志便是禅”等诗句,都是一种进入禅定境界后的切身体会。
作为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禅师们所留下的一些语录,对后世的影响也十分巨大。这种语录体裁,对宋明理学就有很大的影响。那些理学家们,后来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语录,可以说都是仿效了禅宗语录而产生出来的。
不仅禅宗的语录体裁,曾被宋明理学家们所仿效,而且禅宗的一些重要思想,如“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见性成佛”等等理论,特别是“顿悟”说和“心性生万物”说等等,都曾为宋明理学家们所汲取。朱熹的“一旦豁然贯通”的工夫,就脱胎于禅宗的“顿悟”说,而王守仁的“心外无物”。也是禅宗“心性生万物”的翻版。
禅宗中的禅定,对后世的影响亦很大。这是因为禅定能使人清心寡欲,破除种种烦恼,是一种修性养生、健康长寿的好方法。修禅入定,对于佛教徒来说, 固然是为了趋向真如,谋求解脱,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气功所能起到的作用。它在强健体魄、适悦身心等方面,可说是大大超过了气功的作用。
至于那些禅宗的寺院建筑,佛像雕塑,还有那些清规和佛事仪式等,它们作为禅文化的组成部分,从古到今,无不在广大佛教徒中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以上这些事例,表明了禅文化不仅对中国的古代文化,而且对我们当代的文化仍有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位于河南登封县中岳嵩山西麓的少林寺,它作为中国禅宗的祖庭、中国禅文化的发源地,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逐步形成了一种少林寺禅文化。这种禅文化,可说是集中国禅文化之大成。而其中心部分,就是菩提达摩的禅法。除此之外,它还刻意创新,这就是闻名于海内外的少林武功,或简称之为少林拳。
一、菩提达摩的禅法
中国的禅法,开创于曾在嵩山面壁九年的菩提达摩。因此人们常说,中国禅法发源于少林寺。
关于菩提达摩,其来华时间以及禅学思想,在学术界曾有许多争论。但有一点是大家共识,即在我国佛教史上,确实有菩提达摩其人,而且确实在当时的嵩洛一带,教授弟子,传播禅法。因此,菩提达摩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中国禅文化的创始人。
菩提达摩在我国嵩洛一带教授弟子,传播禅法,前后达50余年(亦有说为100余年的)。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所传播的禅法,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相传他的着作甚多,有《达摩论》、 《二人四行论》、 《释菩提达摩无心论》、 《南天竺菩提达摩禅师观门》、《证心论》、《悟心论》、《血脉论》、《修心要论》、《息诤论》和《安心法门》等。这些着述,大都已经散佚,现在留存的部分,内容有许多重复和交叉,想来有一部分是后人伪托。但是,现存的许多佛书中,都记载有菩提达摩关于“二入四行”的论述。由此我们可以肯定, “二人四行”的学说,应该是菩提达摩禅学思想的重要基本理论。
关于菩提达摩的“二人四行”理论,道宣在《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中记载得最为详细。从这部传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二人四行”禅法,是他的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相融合的产物。其中“二人”即“理人”和“行人”。“理人”属于宗教理论部分, “行人’’属于实践部分。由此可见,菩提达摩是极力主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
菩提达摩的禅法,其主要内容是“二人四行”,这在道宣的《菩提达摩传》中有明确的记载。所谓“人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
所谓“理人”,在《菩提达摩传》中说:
“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
从这段文字来看,菩提达摩是十分重视研究佛教理论的。他首先提出要“藉教悟宗”,即必须依随经教文字所说,来达到悟人佛教真理(真如佛性)。接着他又指出:必须毫不犹豫地相信这佛教真理就是含生(众生)具有与佛同一之真性(同具真如佛性),只是由于被“客尘”所障蔽,因而不能显示出来,即尚不能悟得佛性,获取解脱。修行者必须认识到这一点,通过修行来达到“舍伪归真”。这里的“伪”即指“客尘”,“真”则指“含生”与佛“同一”之“真性”(真如佛性)。怎样才能达到“舍伪归真”呢?菩提达摩认为必须进行坐禅壁观,也就是所谓“凝住壁观”。通过“壁观”,令心安定,专一观想经教所说之理,达到认识上没有任何分别,既不分自己和他人(“无自无他”),也不分圣人和凡夫(“凡圣等一”)。到了这时候,就要“坚定不移’’地逐渐摆脱对经教文字的依赖(“不随他教”),达到认识与自身所实证的“理”,完全默然合一。这样,认识全化为“理”,这就达到了
“与道其符”,忘象忘言,“寂然无为”的境界。菩提达摩认为,这就是“理入”。
这种“理人”理论,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要人们凝住壁观,心如墙壁,摒除一切杂念,最后达到“与道冥符,寂然无为。”
菩提达摩的“理人”理论,就是大乘壁观。菩提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这种“壁观”究竟是观的什么?根据以上所引的一段文字来看,菩提达摩所讲的“壁观”,实际上就是壁观沉思,来把握佛经所说的教理。这可以从他一开头即提出要“藉教悟宗”,后面又说到要“不随他教”(抛弃经教文字的依赖)等等看出来。因此,我们认为,菩提达摩在嵩山少林寺,九年“面壁而坐”,“终日默然”,实际上就是学习佛教经典理论的九年。
禅宗一向标榜“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但从菩提达摩的“理人”理论来看,菩提达摩是十分重视研究经教文字的。可以说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字”。后来禅宗提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主张,显然是在新的形势下对达摩禅法的发展。
但是,从菩提达摩的“理人”理论来看,他显然十分重视佛教经典理论的学习。在《菩提达摩传》中说“达摩禅师以四卷: 《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 自得度世。”可以推想他所重视的经教,就是《楞伽经》),可并不是硬搬经典的条文,而是着重领会其精神实质。通过认真的思考,一旦掌握了真理(真如佛性),就抛弃经教条文,最后得出任何事物不分彼此,寂然无为的结论。
菩提达摩的“理人”理论,也就是“大乘壁观”的理论。这一理论曾得到道宣的赞誉,说它是“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续高僧传·禅论》)
菩提达摩的禅法,除了“理入”理论外,还特别重视“壁观”起坐后的如理践行,这就是所谓“行人”。 “行人”包括四项内容,所以又称为“四行”。
关于“行人”, 《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中说: “行人,四行,万行同摄。”这是说,所谓“行人”,就是“四行”,而大乘佛教的六度万行,都可包含在“行人”的“四行”之中。其具体内容是:
(一)报怨行 “初报怨行者,修道苦至,当今住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怼(亦作诉)。经云:逢苦不忧,识达故也。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这是说,修道之人,如果在受到苦难的时候,应该想到,这都是我过去所造的恶业所致,所以应当甘心忍受,毫无怨诉。这也是佛经中常说的,要“逢苦不忧”。此心生起之时,与真理要相应无违,体怨而进道,这就称之为“报怨行”。
(二)随缘行 “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也。”这是说,修道之人,要以众生无我的佛学原理为依据,认识到一切众生本来都是“无我”的,都是由“业”所转起,一切苦受与乐受,都是随同因缘而生起。所以即使是得到了荣誉等事,也都要看成是由过去的宿因所构成,今天方始得之。待到一旦缘尽之后,仍然还归于无有,有什么值得欢喜的呢?如果能够做到得失随缘,心无增减,对于迷境和顺境,都能象风平浪静一样。认识到这一点,就可冥/顷于法,故称“随缘行”。
(三)无所求行 “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得而安?经曰: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这是说,世间之人常常迷失本性,处处贪着,这就名之为“求”。有道之人悟得真理之后,就与世俗人相反,能够安心于无为。认识到一切万法皆空,三界一切都是苦,就能对之无所愿求。就像佛经所说的那样,有所求都是苦,无所求才是快乐,故名“无所求行”。
(四)称法行 “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这是《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中所载之文。在《楞伽师资记》、 《略辨大乘人道四行及序》等的记载中,在内容上有所补充: “性净之理,目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着,无此无彼……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故名称法行。”这是说,性净之理,称之为法。此理的众相都是空无的,而且无染无着,无此无彼。如果修行者能够相信、理解此理,就应当称法而行。为了破除一切妄想,虽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故名 “称法行”。
菩提达摩的“行人”即“四行”理论,总的说来,是属于他的禅学思想的宗教实践部分。但如果把“四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则“四行”中的前三行,即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又是属于宗教实践。最后的称法行,则是属于宗教理论。 “四行”之间的关系是,称法行是对前三行的总结,同时指出,前三行都应在认识“性净之理”的前提下进行。换句话说,宗教实践必须在宗教理论的指导下进行。
综观菩提达摩“二人四行”的禅法,其特点是特别强调“理”(宗教理论)与“行”(宗教实践)的结合。在他看来, “行人”必须以“理人’,为基础,即“行人”必须在“理人”的指导下进行。当然,在“理人”时,也必须结合“行人”,而“行人”到最后,还是要用“理”(性净之理)来检验,看一看这个“行”是否是“称法”(合乎性净之理)而“行”。
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菩提达摩的
“二人四行”禅法理论,基本上可以分为下列三个步骤:
第一步, “藉教悟宗”;即读经明理,这是作为禅定思维的理论依据的,属于“信解’’阶段。
第二步,在“信解”的基础上,即进行“壁观”,它是实现主体认识同读经明理所学习到的理论直接契合的一种方法,最后达到“悟道”的境界。这种境界也就是“现观”的完成。
第三步,将认识把握了的佛教真理付诸实践,这就是“行人”,是宗教实践阶段。
菩提达摩的“二人四行”禅法,把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合为一体,统一地纳入他的禅法的轨道,是当时一种创新的而又完美的禅法。它符合我们常讲的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真理等等重要原则。而这种禅法,是他以宗教理论为指导,经过多年的“壁观”和践行逐步形成的。这种禅法一经形成,就为中国禅法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菩提达摩的禅法,不仅对禅宗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禅法的发展,都起有一定的作用,而且其“二人四行”禅法中的某些因素,对后世亦有相当影响。如“大乘壁观”,菩提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学习、思考佛教理论等等的一些做法,就对后世的禅僧有相当影响。近代有些高僧大德,常常在某一寺院,闭关阅藏,或三年,或五载,最后悟解藏经的秘奥,然后出关行道。这也是先学习宗教理论,然后再进行宗教实践。这种做法,虽和菩提达摩的“壁观”并不完全相同,但受其“理人”理论和壁观的影响,这是可以肯定的。
直到今天,菩提达摩“二人四行”禅法中的某些因素,仍对一些学佛者有启示作用。如在“理人”中提出的“籍教悟宗”、“舍伪归真”、“不随他教”等等,要求学佛者既要重视学习经教,以便获得佛教真理,用以指导宗教实践,又要不为经教所束缚,要进行独立思考等等,对广大学佛者正确领会和掌握佛教经典的精神实质,有很大的启发。而在“行人”中提出要正确对待苦与乐、冤与亲,提倡不怕苦、不求乐、不贪着等等,对广大学佛者更好地净化自己和利益众生,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因此,菩提达摩的“二人四行”禅学理论,直到今天,仍然值得继承和发扬。
二、菩提达摩所传少林武功
当今少林武功,有人说是源出于菩提达摩,因而称菩提达摩为武术家之祖。这种说法,虽然在禅宗典籍中找不到明确的证据,但也不是毫无根据之谈。因为菩提达摩在华弘传禅法数十年,曾留下了许多神奇的传说。根据这些传说来考察,似乎菩提达摩确实是一位懂得武功的人物。
首先,菩提达摩来华时,曾有踏一苇而渡长江的传说。这种传说虽有夸张的成分,但却可以推断菩提达摩似乎是懂得一点轻功的。
其次,菩提达摩在篙山面壁九年,修习禅法,为解除身体的劳累,防止野兽的侵袭,因锻炼身体的需要而创造出一些拳法,这也是可能的。后人说他创有“罗汉十八手”,着有《内功图说》、 《易筋经》、 《洗髓经》等武籍,也不会完全出于编造。
还有,他在嵩洛一带传授禅法,遭到他人的嫉妒,曾被五次下毒。为了对付他人的陷害,因而锻炼出一套功夫来保护自己这也是可能的。
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明菩提达摩可能身怀武功。因此,说少林武功,是菩提达摩所创,也未尝不可。
菩提达摩以后,嵩山少林寺规模日渐扩大,僧众日益增多,僧人们继承菩提达摩传统,在诵经参禅之余,以习武锻炼身体为常事,以致多少懂得一些武功。
到了唐初,秦王李世民举兵讨伐王世充割据势力,进兵很不j顷利,幸得少林寺以昙宗为首的13名僧人的援救,李世民才反败为胜。李世民对之赏赐有加,还准许少林寺养兵五百。从此少林寺威名大振。少林寺武功亦由拳术向枪、刀、剑、棍、戟、鞭等多方面发展,形成了多种形式和套路的少林派功夫。
近年来,少林寺东侧新建了一座少林寺武术馆,办有长、中、短期的“武术学习班”。现在,这里已成为中外武术爱好学习武术的中心。
我们认为,少林武功,肇始于菩提达摩,后来不断发展,以致名扬中外,成为少林寺禅文化的一部分,对之加以继承和发扬,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
但是,少林武功,在整个少林寺禅文化中,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最重要的,应该是菩提达摩所创造的禅学思想,也就是一般所谓的达摩禅。赵朴初会长于1992年视察少林寺时,曾说少林寺的禅文化“是禅不是拳”,这是非常确当的。因此,我认为要发扬少林寺的禅文化,应该大力发扬菩提达摩的“二人四行”禅法,亦即是达摩禅。因为菩提达摩的“二人四行”禅法,对于我们学佛者来说,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特别是“二人四行”禅法中的一些奥秘,至今我们仍尚未完全掌握和领会,有待进一步去探讨、研究和发掘。例如,菩提达摩在“二人四行”禅法中所讲的“壁观”,以及他在嵩山九年的“面壁”,究竟是什么意思?直至现在还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达成共识。有人认为“壁观”主要是喻人心如墙壁,中直不移。有人认为“壁观”是“面壁而观”的略语,所观的当是墙壁或石壁的颜色。也有人认为“壁观”所观的应该是默思经卷文字,即四卷《楞伽》。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进一步研究、探讨的价值。
还有,菩提达摩《二人四行》的禅法,将宗教理论和宗教实践融为一体,强调以宗教理论指导宗教实践。为什么后来禅宗又提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到后期禅宗,为什么又有禅师提出“禅教一致”的思想,这与达摩禅法有无联系。像这样一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和研究。
总之,致力于研究少林寺历代禅师的禅学思想,继承和发扬他们禅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应该是我们今后对少林寺禅文化研究的一个主攻方向。
(原载《中国嵩山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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