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和洒脱之路

　　居士篇

　　金陵刻经处与近代居士佛教

　　着名的社会活动家、近代佛教复兴的先驱——杨仁山居士创办的金陵刻经处，已历130个春秋。回顾刻经处130年来对佛教乃至我国文化界发生的重大影响与贡献，对促进今后的弘法事业是大有好处的。金陵刻经处和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把握时机，组织召开“金陵刻经处与当代佛教学术讨论会”，此举无疑大有功德。借此机会，我想谈一些金陵刻经处在近代居士佛教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金陵刻经处的创设

　　金陵刻经处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家由居士创设的佛教文化机构。金陵刻经处的创立，对我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杨仁山居士自咸丰末年(1861)几度阅读《大乘起信论》后，忽然明悟论中奥旨，遂对佛教产生了信仰，在佛经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于是“一心学佛，悉废其向所学”。同治三年(1864)杨仁山居士学佛几年，只是个人摸索，不仅师友难遇，甚至找寻一本佛经都十分困难。江南是佛法兴盛之地，为什么佛经如此难觅呢?其原因就是当时经太平天国战乱，太平天国劝男女老幼信奉“拜上帝教”，佛教寺院及经典大都毁于兵燹。在居士主持江宁工程局期间，遇到局中的王梅叔先生是位对佛学颇有研究的人，于是二人一见如故，经常在一起切磋佛学。后经王梅叔的介绍，又认识了魏刚己、刘开生、张浦斋、曹镜初等志同道合的学佛者。他们经常聚会讨论研究学佛弘法大事，一致认为末法时期要弘扬正法，首先要刻印佛经。同治五年(1866)，杨仁山居士在南京约集十多位同志，分别劝募经费，创办了“金陵刻经处”。起初，由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城内的北极阁借得一片土地，盖了一处储存经版和经书的场所。后来，这块地皮因产权发生纠纷，居士不得已就把经版、佛书储存到位于南京花牌楼租赁的住宅中。为了使刻经处有个永久的场所，杨仁山居士又曾到苏州香雪海看过土地，但没有成功。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居士才在南京城内延龄巷内买了一块21亩(1.4万平方米)大的土地，建造了私宅130间新房，杨仁山居士一家30余人连同刻经处全部搬了进去，这就是现在的金陵刻经处所在地，只是大门已改在淮海路上了。

　　杨仁山居士为发展刻经事业，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将全部宅第捐赠给金陵刻经处，杨家的后代也就分批地搬走了。居士不仅在临终前捐献私宅，还将从欧洲购回的各种科学仪器卖掉以充刻资，足见他致力于刻经事业的无我精神为世所罕见。

　　精选精校刻印佛典并广为流通

　　金陵刻经处的成立，意在精选、刻印佛典，广为流通，便利四众的请阅；并保存和整理佛教文化遗产，促进佛学研究的开展，贡献甚大。对近代佛教——特别是居士佛教的传播和复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国自唐武宗灭佛及唐末、五代动乱之后，许多佛典散失。早在宋明后佛学研习者就苦于文献不足。杨仁山不仅在国内遍访古刹搜求佛典，还因1878年于伦敦结识了日本着名的佛教学者南条文雄，从日本求得我国唐宋古德的遗疏着述300余种，如《中论疏》、《百论疏》、《唯识述记》、《华严策略》等，这些法宝都是我国久已失传的逸书。杨仁山居士还从朝鲜访得《华严三昧章》，从日本购回《弘教藏》全部。为刻印经典，仁山居士认真阅读，仔细校勘，然后定出“必刊、可刊、不刊”三类，分主次先后刊刻流通。在杨仁山居士的主持下，金陵刻经处还规定三不刻：有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因此，由他主持刊刻的经书，均为上乘之作，被学术界称为“金陵善本”。杨仁山居士有感于日本编印的《续藏经》驳杂凌乱，就计划另编《大藏辑要》，拟刻印经籍460种，计3200多卷。“此书专为初学而辑，分别部类，以便检阅”，在其逝世后终于出版。

　　金陵刻经处自创立至宣统三年(1911)杨仁山居士逝世，40余年间刻印经典2000余卷，先后流通经书百万余卷，佛像10余万帧，对佛典的出版和普及作出巨大的贡献。在金陵刻经处的影响下，如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等都相继建立，上海佛学书局也随着创办。

　　注重佛学研究，兴办佛教教育开创一代居士学佛新风

　　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不仅刻印和流通佛典，还从事佛学研究。他的思想博大宏通，自称其佛学思想是：大乘之机，启自马鸣；净土之缘，因于莲池；华严法界，遵循方山；参祖印可，则景仰高峰。“教宗贤首，行在弥陀”则是他本人所主的信仰。杨仁山居士所注释的佛教经论主要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四卷，《佛教初学课本》并《注》各一卷，他的著作尚有《十宗略说》一卷、《观经略论》一卷、《等不等观杂录》八卷等，此外他还注释了不少儒道两家的典籍。杨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经处“日则董理工程，夜则潜心佛学，校勘刻印而外，或诵经念佛，或静坐作观”，可见他是学修结合的实际修行者，居士的真参实学精神，影响了一代学风，故梁启超说：“今代治佛学者，十九皆闻文会之风而兴之。”

　　杨仁山居士深感当时许多僧人不懂佛学，佛教界人才奇缺，因而创办佛学学堂以培养人才已成当务之急，他除自办佛学教学之外，更具文呼吁社会办学。他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的开头就说：“盖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弛，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概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西来的旨，无处问津矣！”教风的不景气，实因佛教教育不力，致人才缺乏之故。1907年秋，他在金陵刻经处设只洹精舍，自编课本，招生教授佛典，并“以英文而贯通华梵”。

　　只洹精舍就学者有出家人，也有在家居士，虽仅十余人，但大多是杰出之士，并且后来都成为着名的佛教学者或佛教社会活动家。据《太虚大师自传》的记载，当时的青年学僧有：太虚、栖云、了悟、善亮、仁山、惠敏、开悟、智光、观同等，俗众则只记下邱曦明，后来邱到支那内学院任教。《太虚大师年谱》宣统元年(1909)条还载：“与梅光羲、欧阳渐(竟无)、邱曦明，亦有同学之谊。”其中梅、欧阳二人不是祗洹精舍时的同学，都是早期从杨仁山居士学佛。先后出于居士门下的学人尚有谭嗣同、桂伯华、李证刚、黎端甫、李澹缘、孙少侯、高鹤年等人。因经费不敷，精舍只办两年。宣统二年(1910)，杨仁山又与同人在金陵刻经处创办“佛学研究会”，本复兴佛教之旨，针对佛教衰微之象，力图振衰起弊。参与者多为当时学界名流，公推杨仁山为会长。

　　只洹精舍虽只办了短短的两年，但其影响深远。因为它不同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僧教育组织，精舍以真正培养佛教人才为目的，并具有弘法于世界的眼光(重振印度佛教是只洹精舍创办的目的之一)，具有高等僧教育的水平，是其它僧教育的机构难以比拟的。故印顺法师说：“为佛教人才而兴学，且具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太虚法师说：“祗洹精舍乃我国高等僧教育之始。”在杨仁山居士的指导下，一批卓越的佛学人才出现了——谭嗣同专于华严，桂伯华精于密宗，黎端甫善于三论，章太炎、谢无量、梅光羲、李证刚、欧阳竟无均擅长于法相唯识。

　　杨仁山居士殁后，欧阳竟无又创办支那内学院于金陵刻经处。后又于内院设“法相大学”特科，使绝响千年的法相唯识学重放异彩；太虚大师则创办佛学院于武昌。缁素两师同弘法相唯识，同为佛学思想界巨擘，而他们在法义上的不同见解，却推动了近代佛学研究的发展。

　　支那内学院学人毕集，吕征、王恩洋、黄忏华、陈真如(铭枢)、熊十力皆列于门下，梁漱溟、汤用彤及梁启超亦从而问学。后来梁启超、汤用彤、梁漱溟、熊十力等至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等校任教，使佛学走向高等学府的讲坛。

　　居士佛学还通过当时维新派人物谭嗣同、梁启超以及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如章太炎等向政界渗透，间接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

　　只洹精舍与佛学研究会不同于古老的教学方式，它是一所新式教育制度的僧学堂，只洹精舍与佛学研究会的创立，开创了中国佛教教育及一代居士佛学的新风，后来各地佛学院的兴办与佛学研究机构的成立，亦多受其影响。

　　金陵刻经处在近代居士佛教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金陵刻经处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家由居士创办的佛教文化机构，它在经籍刊刻流通、佛学教学、佛学研究等方面均创立了卓有成效的业绩，在以上几节论述中都已作了明白的展示，可以肯定：金陵刻经处在杨仁山居士的倡导下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对近代佛教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杨仁山居士的功绩是肯定的，正如太虚法师赞杨仁山为“中国佛学重昌关系最巨之一人”；赵朴初居士则说：“近代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

　　金陵刻经处是在清末佛教衰微之时创建的，由于刻经处同人的努力，对我国近代佛教的复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现在正处于国家繁荣昌盛，佛教事业空前发展的大好时期。但因历史的原因，人才奇缺、四众素质偏低的现象亦仍存在。在居士学佛方面，虽然在许多地方都已恢复佛教居士林组织，但是活动尚未走上规范，在有些地方甚至以佛事活动大搞经济收入，偏离了学佛的方向。为使佛教事业能如法、健康地发展，总结和汲取金陵刻经处在弘扬正法中的宝贵经验，对振兴佛教与弘扬佛教文化以净化人生，无疑是适时而必要的，愿以此共勉！

　　1996年10月于临海香光居

　　佛教居士组织及其活动

　　佛教居士林是佛教在家弟子的组织。上海佛教居士林成立于1918年11月，这是中国也是世界有居士林的滥觞，现在居士林已遍及国内外。

　　在我们教内——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古代还是今天——在家信徒永远占绝对多数，其人数远远超过出家众。因此要搞好佛教工作，就必须先搞好居士工作；在社会上要发挥佛教界的积极性，就必须先发挥广大佛教居士的积极性。居士工作的另一个特点是绝大多数居士，都参加社会上的各项实际工作，只有把他(她)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可以说佛教徒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据笔者长期考察和实践的结果，如果只是守旧，走目前社会上“流行佛教”所走的路，那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如此下去既不能按佛法修行证果，也调动不了佛教信众建设“人间极乐”的积极性，为了作好这项工作，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佛陀时期的佛教与祖师的实践，然后再来谈谈居士林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佛陀时代的教团

　　我们佛教的僧团就是僧伽(Sangha)，世尊最初在鹿野苑度了憍陈如等五比丘后，僧伽即已成立。但是，我们佛教的僧伽虽以比丘为中心，它的内容却含有七众，即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五众和在家学佛的优婆塞和优婆夷二众。

　　当佛陀接受波罗奈国俱梨迦长者及其夫人的皈依后，我们佛教就有了在家徒众。有一次佛陀带领三迦叶兄弟及其徒众千人往摩竭陀国，频婆娑罗王恭敬迎接佛陀，同时与王后韦提希夫人及文武百官均皈依佛陀，佛陀特为他们说布施、持戒、果报、恶因、修行等五法。频婆娑罗王还建造了“竹林精舍”，献给佛陀与比丘们，这是佛教史上的第一座寺院。后来须达多长者在舍卫城建筑了比竹林精舍的规模更宏大的“只园精舍”，献给佛陀作为说法的道场。这时憍萨罗的国王波斯匿和王后末利夫人也皈依了佛陀，成为忠诚护法的佛教徒。由于频婆娑罗王的皈依佛教，在家的男女信徒即日益增多，并且在家弟子的人数也远远超过了出家众。但从当时七众弟子的情况来看，出家众是跟随佛陀的专业学佛者，在家众是护持佛法的业余学佛者。

　　二、我国祖师的实践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我国后，二千年来传续不断，这使我们今天能有缘遇到佛法而信佛。综观我国佛教史，可知历代的高僧大德们在修证佛法、弘扬教义、带徒领众等方面均做了不少工作。按戒律的规定带领出家弟子只能一个一个地带，数量不可能很多。而带在家弟子，则可多至成千上万之众，故我国的在家众绝对人数，不论任何时代，总是超过出家众总数多倍的。古时在家弟子也跟随出家的法师学佛修持，像早在1500余年前，慧远大师在庐山结白莲社时，各地清信之士亦望风来集，如刘遗民、雷次宗、周续之、毕颖之等。降至近世，谛闲法师、印光大师、虚云和尚等的弟子亦均逾万。当代台湾的星云法师更有弟子60—100万。

　　对如此众多的在家弟子怎么引导他们学佛呢?没有一个组织总是不行的。

　　因此，当在本世纪20年代末上海居士沈惺叔、王与楫、陈宪等在访问王一亭居士后与普陀山了余、太虚法师商谈发起居士林组织，以团结在家佛教信众，太虚法师很赞同此事。结果居士们返沪后即成立了上海佛教居士林。后来该林改组为“世界佛教居士林”与“上海佛教净业社”。“世界佛教居士林”新林所落成后，还恭请近代净宗泰斗印光法师为大导师。可见祖师们也都是十分重视居士们的学佛是需有个组织的。

　　三、当代居士林组织的重要使命

　　由于时代的发展，又因在家佛教徒绝大多数都参加一定的社会工作，他们不可能放弃工作到大寺院闻法、修持，寺院又由于本身的工作太忙也不可能长期辅导居士学佛；另外为了端正居士的学佛认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提倡重视人间佛教思想，进一步调动居士的建设人间极乐积极性，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使本职工作与本人的信佛、学佛有机地结合起来，居士组织——居士林的作用就越来越显出其重要性。

　　根据佛教教理和我国现行政策，笔者认为当代我国居士林的宗旨应该是：团结在家佛教信徒，在“爱国爱教”原则下，开展教务活动，引导居士在持戒、修福、修慧的同时，为祖国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多作贡献。实际上做好本职工作和多做社会公益福利事业亦就是修福，是修行之重要一环。我们希望多做在家佛教徒的工作，以团结更多的佛教徒，使他们建立正信如法修行，居士林工作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

　　四、当代居士林的组织及其活动

　　居士团体的名称一般称“佛教居士林”。因道教在家信徒也叫居士，加上“佛教”二字以示信仰有别，在教内称呼时，一般可以省略“佛教”二字，单称“居士林”。

　　根据上一节所谈居士林的宗旨，我觉得居士林的任务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1、领导居士学习教理及有关政策，提高居士素质，佛教居士必须坚持正信，反对迷信，然后交流修学经验，不断提高林友的佛学修养和修持水平；

　　2、组织林友进行各种修学活动；

　　3、领导林友举办和参加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的各种活动；

　　4、组织有利于学佛修养和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朝礼佛教圣迹”和书画、歌咏等活动；

　　5、举办一些与佛教事业相协调的企事业。

　　为了保证以上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笔者建议居士林的“组织建设”设下列部门：

　　1、居士林的最高组织为“林友大会”，由林友大会选出“理事会”，再由理事会产生“常务理事会”。在常务理事中产生林长、副林长、秘书长以及各部门的负责人，并应有常设的办公机构。

　　2、林长对全体林友负责，编制工作计划，综理和协调全林工作。

　　3、副林长兼任居士林各部门负责人，做好分管工作。

　　4、秘书长则是辅助林长办好各项事务。

　　以下分设教务部、公益事业部、佛教企业部、财务部、组织联络部等，现将各部机构分述如下：

　　1、教务部：

　　(1)研究组：对教理、教史、人物的研究，禅修的实践及普及性资料的编写等。有条件的居士林还要做佛教经论的古文译语体文，中文译外文等翻译工作；

　　(2)讲习班：根据林友水平，分别开设初、中、高各层次的讲习班，以提高林友素质；

　　(3)图书文物馆：应收藏以佛典为主的各类图书、文物、音像系统的有关资料，并须有复印、复录资料的保证设备；

　　(4)修持实践中心：以禅定为中心、净土为入门的禅修或止观及各种显、密修法，视具体因缘而设若干门类；

　　(5)佛事活动组：举办喜闻乐见的佛事活动，如生日祝寿，忏悔……等等，除传统大型佛事由寺院办理外的其他以共修为主的佛事活动，以适应普通信众的需要；又因为是居士，当然还可以在林内举行佛教结婚仪式；

　　(6)佛教音乐团：古代、现代佛教梵呗音乐的整理研究、演唱等等；

　　(7)佛教艺术组：有关佛像、佛画的研究整理、创作。

　　2、公益事业部：

　　(1)社会公益救济组：资助办学、筑路、修路、救灾、建亭及义务供应茶水饮料等项工作；

　　(2)佛教医院：以佛教居士中退休的中西医务人员为主体先办起来，以后逐步扩大，并逐步使医务工作者年轻化。除中、西医各科外还可设“康复科”，运用佛教修学方法，使人健康长寿；

　　(3)举办幼儿班、托儿所。

　　(4)佛教安养院：办理养老、医疗康复、临终助念、送往生等工作；

　　(5)十方塔院：办理骨灰安放等事宜；

　　3、佛教企业部：主要目的为开展教务活动和举办社会公益事业筹集基金，亦解决居士及其子女的就业问题。

　　(1)佛教旅游服务社：举办各种与佛教有关的旅游事业(参看拙作《佛教旅游的开拓》一文见《广东佛教》总第七期)，附设有招待所及素食服务部、摄像、照相馆等；

　　(2)工厂：生产与佛教有关的各种庄严供具、法器、佛像、旅游纪念品、艺术品等，也可开办植物性蛋白食品厂、印刷厂等；

　　(3)农场：生产各种果品、经济作物及菇类的培植等；

　　(4)商业：经营各种商品，以利教内外人民生活的需要，应以薄利多销为原则，为人民服务，绝不能缺斤少两、以次充好。

　　4、财务部：综管各项经济收支、安排预算，进行决算等。

　　5、组织联络部：有关组织人事的安排及处理公关方面的事务。

　　居士林组织机构的大致设想如上，大中城市可以全面设置；小城镇则视具体需要，设立相应的办事机构。

　　根据上述设想，市、县居士林总部应有一个中心会堂，主席台所供的座像为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说法相，会堂周围布置为佛的本生故事、佛迹、丛林等内容的艺术品。灯光要明暗可调，使能适应不同场合的需要，并有肃穆庄严之气氛。基层活动点的小型会堂亦本此原则，主要作为学习讲经之所。

　　禅修中心的布置：上方挂释迦世尊巨幅坐禅像，堂内色调柔和，基调以米黄为主，堂内焫名香一炉，空气要能流通，但不能有直接风吹着所有的禅修居士。修习时分东西两序相向而坐，像亦可用接引弥陀佛像，以修持方法而适当供奉。

　　总之，居士林的活动不能完全以寺院方式照搬，不能死板而应适合——特别是适合年轻居士的特点。房屋的布局亦不必依佛寺的格局，希望居士们在实际中发挥才智去创造！

　　上面所谈的都是形式方面，因居士林是佛教团体，当然它的组织原则也必须以“六和敬”精神而生活。居士个人的生活规范方面，可参阅拙着《香光居寄语——一生解脱之路》一书中的《居士生活准则》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