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慧法师：佛教与中国哲学相遇相持相融
发布时间：2024-09-23 14:06:22作者：大悲原文佛教在线陕西讯 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固有哲学因吸收佛学养分而更加丰富深刻。本土文明敞开胸怀接纳和消化异质文明，充实和改进自身结构，从而获得更加长久的生命力。不同文明间的良性交往必将促进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隆慧法师，1966年生于山东曲阜，1997年在四川乐至报国寺出家，1999年于江西靖安宝峰寺受具足戒。2000—2007年在江西佛学院任职，协助一诚长老主编《宝峰山志》；2007年在江西百丈山协助本焕长老主编《百丈山志》；2007—2010年，协助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圆持法师编撰出版《佛教伦理》；2010年至今，在宝鸡法门寺佛学院教授《佛教伦理》、《高僧传》等课程。现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法门寺佛学院副教务长。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创立，公元前后传入中国，经过近千年的传译与发展，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中国固有哲学则在人生价值论、宇宙论、认识论上借鉴佛教思想，在因果学说方面融合了佛教思想。日前，记者前往法门寺，就佛教文化与中国哲学的交流与互鉴，采访了法门寺佛学院隆慧法师。
中国佛教融合儒道思想
记者：中国化佛教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对此，您怎么看？
隆慧法师：佛教传入中国后，印度佛教思想在与中国固有文化和哲学的相互碰撞、激荡、融合中，日趋完成中国化，逐渐形成了中国佛教，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化的佛教思想深受中国固有传统思维的影响，甚至大量吸取儒、道两家的哲学术语，表现为更加重视圆融，强调返归本性，主张在现实生活中求得解脱。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到五四运动的2000多年以来，儒家学说始终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思想。中国佛教在哲学上竭力与儒家心性论、道德观、境界说相协调。道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仅次于儒学，它的宇宙论、本体论思想对后世影响在相当长时期甚至超过儒家。汉魏晋时期的佛教，往往沿用道家术语来解释印度佛典。两晋时期带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般若学，更是佛教与魏晋玄学相结合的产物。隋唐时期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思维路向和方式，也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记者：佛教初传中国时，佛教教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有哪些？
隆慧法师：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目前我国学界一般采用“佛教是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说法。佛教初传中国时，人们视其如黄老道和神仙方术，认为它们均提倡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一开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在冲突并没有凸显。东汉末年，一批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到汉地，以洛阳为中心译出大量佛教经典；三国时期，译经工作迅速发展，为人们广泛而深入地了解佛教教义提供了有利条件；至东晋时期，佛教在社会上已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就在这时，佛教教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矛盾暴露出来，尤其是与当时占据正统地位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念发生了严重冲突。儒家学说讲究积极入世，强调每个人的社会伦理责任，要求尽忠于国家和君主，尽孝于家庭和父母。儒家学者们猛烈批判佛教的出世主义和出家行为，在是否应当落发、该不该跪拜国君等礼仪问题上二者发生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在形而上的理论上，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与神灭神不灭等问题上。佛教讲求个体自我的因果报应，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强调家族同受共享的祸福。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信徒中流行着一种神不灭的理论，认为不灭之神是轮回的主体承担者，佛果也是永恒不灭的神。这与当时儒家、道家理论有所不同，南北朝时针对该问题还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佛教与本土文化发生冲突的同时也在不断融合。在初期译经中，译经者大量借用儒、道名词概念来译述佛经思想，在沟通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方面，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借助玄学融合儒道的理论和得意忘言的方法，进一步使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儒道思想融合，涌现出诸如道安、慧远、支遁、鸠摩罗什、僧肇、道生等一批高僧，他们的思想在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佛教人生观：四圣谛与三法印
记者：佛教不单单是信仰体系，也是哲学体系、文化体系，传入中国后，其完整庞大的哲学体系经过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佛教人生观思想主要有哪些？
隆慧法师：佛教不同于中国固有哲学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人生价值论、宇宙论、认识论等几个方面。
从人生价值论来看，佛陀悟道之后，初转法轮，针对人生现象提出四谛说。四谛即四圣谛，也称四真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集、灭、道”四圣谛，是整个佛教理论的总纲。“苦谛”是佛陀对凡夫生存状态的基本判定，人人无法逃离轮回中的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炽盛；“集谛”揭示苦的原因，佛陀发现，众苦皆由于贪嗔痴所造作的有漏业所致，而贪、嗔、痴的逻辑起点是一念无明；“灭谛”是通过修行证得解脱的清净境界，达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本如状态；“道谛”是达到解脱境地的方法，简略说有八正道、三十七道品，细说有八万四千法门。知苦、断集、修道、证灭就是四圣谛的内容。
佛教认为人生无常、无我。为论证这一观点，它提出三法印的根本准则，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受皆苦，后来再加上涅槃寂静成为四法印。佛教认为，人们的各种觉受和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变化的，终归要坏灭。众生所依的色、受、想、行、识五蕴，以及所住的世界都是无常的。由无常可以发现无我。世间一切不断变化，对于众生来说是不自在、无主宰的，也就是无我的。无常无我都是苦，如果执着无常为常、无我为我，就永远在痛苦中沉沦、在轮回中流转。众生若能看破无常无我，放下执着，就能超越痛苦和生死、获得解脱，进入涅槃境界。
佛教的四圣谛和三法印说，根本上是关于人生的学说，是佛教对人自身生存本质和人类发展前景进行的探讨，是对人类自身价值的深刻反思。
佛教宇宙论、认识论：缘起与直觉
记者：佛教宇宙论从人身主体出发，是对世界立体层次和平面图景的宗教描述。缘起论是佛教理论的基石和核心，为何缘起论是佛教区别于其他流派思想的基本特征呢？
隆慧法师：世界如何生起、构成，怎样分析世界万象，一切现象的本性应如何解说，这些问题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哲学体系中均会涉及，需要具体分析每个哲学体系的宇宙论。
从宇宙要素论来看，由于佛教不同派别的立足点和侧重点不同，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三科（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学说，它以人为中心，侧重于对人、人格、人身、人的肉体与精神构成的分类，把统一的人生现象分为若干分立的要素。这种分类以人的认识为重心，从对认识的官能和对象两方面考察出发，进而囊括人的构成要素和宇宙现象的全部分类。另一种是从全宇宙着眼，分析和排列分立的要素。这种分法有五位七十五法、五位八十四法、五位百法等不同分法。佛教宇宙要素论从人身主体出发，以认识的角度贯穿宗教道德的标准，为宗教实践服务。
佛教的宇宙结构论，是其对世界整体结构以及各个构成部分相互关系的学说，是对世界立体层次和平面图景的宗教描述。佛教典籍对世界结构通常以两种方式分类：一是把世界分为佛国世界和众生世界。大乘佛教中有无量无边的佛国世界，著名的有弥陀净土、华藏世界、琉璃世界等。
“情”指情识、情爱一类的精神活动，有情指有情识的生物，有情世间也称为众生世间。器世间也称为国土世间，指山河大地、草木禾稼、宫室园林、日月光明等无情识的事物，是有情众生所依止的生存环境。佛教认为宇宙在时间周期中经历成、住、坏、空四期，称为一劫。
佛教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主要体现在缘起论中。“缘”是结果所赖以生起的条件，“起”是生起的意思。“缘起”是指一切事物赖以生起的因缘，缘起论的实质就是关于事物间因果关系的理论。它是佛教理论的基石和核心，佛教各种理论都是对缘起论的展开，缘起论也是佛教区别于其他流派思想的基本特征。
随着佛教从小乘到大乘，佛教学者对缘起论的解释逐渐发生变化，内容不断充实，进而形成一个庞大完整的思想体系。佛教最原始的缘起论是业感缘起论，着重宣扬宇宙万事万物由有情识生物的业因感召而生成，十二因缘说是其主要内容。中道缘起论是大乘中观学派的学说，以否定有无、生灭等各种对立的两个极端，用不偏不倚的观点解释万物缘起，说明世间现象包括受用缘起、八不缘起、缘起性空等内容。印度大乘学者无著、世亲一系的瑜伽行派强调，人生转变的关键在于对整个宇宙人生的全面了解，从宇宙人生因果转变的法则上立论，提出赖耶缘起论，认为一切现象的种子均含藏在阿赖耶识中，由种子的变现而成森罗万象。7世纪以后形成的密教宣扬六大缘起论，认为世界万物、众生乃至佛都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造成，六大是构成世界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基本元素。《大乘起信论》提出真如缘起论，也称如来藏缘起论，认为世界万有是宇宙心的生起和显现，宣扬三界唯心的观点，认为众生的心原是离开妄念而有其体的真心，真心是大智慧光明的、遍照世界的。华严宗提出法界缘起论，认为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现象，均由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生起，在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作用下，法界现象互为因果，相资相待，彼中有此，此中有彼，彼即是此，此即是彼，相即相入，圆融无碍，处于无尽的联系中。
记者：佛教学说的根本宗旨与特质，在于通过修心求得人生解脱，超越现实人生。而要超越自我和现实社会，就要解决如何认识人生、把握和达到解脱境界的问题。佛教的认识论有什么特征？
隆慧法师：归纳起来，佛教的认识论可分为对世间的认识和对出世间的认识，也可分为对客观存在的认识和对主观境界的认识。佛教认为，获得解脱境界，不是通过一般的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就能达到，而是要经历直接体验与内心体证。佛教主张破除对一切事物自性、实性的执着，人们的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都是与体悟真理乖离的。佛教对真实的认识，所用的工具、方法不是一般的概念、判断和推理，而是般若智慧。佛教着重阐发直觉内证，强调在至善至美的直觉情境中体悟真实，追求寂静的精神状态，实现人生的最高价值，获得解脱。直觉是佛教认识论的基本形态和方法之一，这种认识有别于一般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不同于逻辑思维，要在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时彻悟人生宇宙的实相。
人生价值论、宇宙论、认识论等思想体系是中国固有哲学中不常见的理论，佛教通过浩如烟海的经论阐发上述思想，令中国人耳目一新。中国哲学则吸收了佛教思想的理论精髓，丰富了自己的内涵，增进了中国人的智慧。
佛学影响宋明理学、近代哲学
记者：中国哲学与佛教思想的融合有哪些表现？
隆慧法师：二者的融合表现在方方面面，譬如，佛教对中国哲学中已有但比较模糊的思想进行了阐发和改造，使其更加明晰，更有体系，比如因果学说。中国哲学中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说，而佛教思想通过业力、轮回、四缘六因五果（四缘即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六因即能作因、俱有因、同类因、相应因、遍行因、异熟因；五果即异熟果、等流果、士用果、增上果、离系果）等复杂的理论架构，使因果学说更加成熟完整。
中国哲学史上，许多理学家均曾出入于佛老，就连朱熹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潜心于佛教。理学创始人之一周敦颐，其学以“主静”为圣人之道，此主静之说，实取于佛教之禅定。程颐《易传序》中有一句名言：“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是程颐对理学基本理论所作的总体概括。然而这句名言，显然与华严宗理事无碍、即体即用的理论有密切关系。理学基本理论之一的“理一分殊”说，也与华严宗“理遍于事”、“一多相即”等理论不无关系。陆九渊、王阳明心学更是充满着浓厚的禅学色彩。
佛学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哲学思想中就有明显的佛学成分。梁启超也是维新派的思想领袖之一，他十分推崇佛学。为维新变法而献出生命的谭嗣同竭力推崇佛学，他建构的仁学思想体系深受佛学影响。此外，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学者章太炎，推崇佛教、精于佛学，人所共知。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礼教的主将之一吴虞，最后则以佛教为自身安身立命的归宿。被海外学者称为“中国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自谓“一生归宿于佛法”。
总而言之，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固有哲学因吸收佛学养分而更加丰富深刻。本土文明敞开胸怀接纳和消化异质文明，充实和改进自身结构，从而获得更加长久的生命力。不同文明间的良性交往必将促进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佛教哲学具有现代价值
记者：今天，中国佛教哲学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有怎样的价值？
隆慧法师：佛教已延续2500余年，在中国也有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这表明它具有持久活力与恒久价值。传统与现代密切相联，传统只有经过价值重建才能富有鲜活的生命。佛教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信仰体系、哲学体系、价值体系。未来佛教如何重建价值、发挥作用，既是一个艰巨而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严肃而迫切的实践问题。
自从人猿相揖别以来，人类社会取得了空前的进步。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崛起，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知识经济及其全球化等特点，给人自身、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代化涉及物质生活、制度规约和思想观念等诸多层面，丰富的物质生活与匮乏的精神生活形成巨大反差，成为当今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这也为具有宇宙整体理念、追求生命超越的佛教哲学，提供了调整人的心灵，进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契机。
缘起、因果、平等、慈悲、中道、圆融等中国佛教哲学基本理念，均具有现代意义。缘起显示佛教对宇宙与人生、存在与生命的根本看法；因果律是佛教说明世界一切事物相互关系的基本理论；佛教宣扬、提倡平等，其平等的含义概括起来有4个层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众生平等、众生与佛的平等、众生与“无情”的平等；慈悲是佛教的特殊理念，是对众生平等、深切、真诚的关怀和爱护，慈悲不受等级和阶级的限制，排除狭隘和偏私；中道要求关注现象与本质两方面，提倡两点论，重视观察事物的全面性，包含了辩证思维的合理因素；圆融要求尊重事物的不同因素，尊重差异各方的共存共荣。
佛教以其人生的解脱之道，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本质、价值、理想等均有系统论述。佛教的无我观有助于缓解对现实境遇的执着，淡化享受、淡泊名利，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佛教解脱观的实质是生命意义的超越、精神境界的提升，有助于净化人心，完美人生，大而广之，也有助于提升社会道德、稳定社会秩序。
佛教哲学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需要深入挖掘自身的思想资源并作出应机、应时的阐释，需要不断加强对现代社会的关注、关切，需要对社会新出现的重大问题作出及时应对。我认为，佛教哲学无疑具有现代价值，而佛教哲学价值在现代社会的真正落实和充分展示，关键在于人们的努力，也有赖于人们的努力。
佛教一贯重视慈悲济世，若能高扬佛教去恶从善、平等慈悲、自利利他的伦理准则，以及相关具有社会伦理意义的道德规范，使之普及于民众之中、渗透到各类人际关系之中，将有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文：陆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