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殖民者如何妖魔化西藏：喇嘛教“不配”称佛教？ 19世纪，欧洲人以政治、军事和科学征服了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殖民主义时代。在殖民主义的氛围中，欧洲人自我陶醉于民族、种族的优越感中，对处于其殖民统治之下的民族及其文化和宗教充满了鄙视。可想而知，这个时代西方对东方各民族文化是不可能给予像他们时时标榜的理性的评估的。正是在这个时期，西藏和中国中原被许多欧洲学者和殖民官员看作是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s）的典型。今天的西方人大概不敢相信，他们的前辈曾以如此不屑的眼光，如此刻薄的语言和如此非理性的笔调来看待、描述和刻划西藏和西藏文明。每个有正义感和道德勇气的人理当为其前辈对于西藏文明的这种不公正的、非理性的态度感到羞愧。海外典藏十九世纪西藏佛画:地狱之主在殖民扩张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到了西藏与藏语文化区，但这个时期很少有人对西藏的宗教作客观的了解和研究。殖民主义者的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使他们完全失去了宗教对话的兴趣，在他们眼里，西藏宗教实在不能称之为宗教。前引那位加拿大女教士Rijnhart的那段话可算是那一代传教士对西藏文化之评价的典型。（注：1895年至1899年间在西藏旅行、受尽命运折磨，失去了儿子和丈夫的加拿大女医生、传教士Susie Rijnhart的游记《与藏人在帐蓬和寺庙中》中有这样的文字：“没有什么比有些西方人所相信的喇嘛是具有超凡的身体和精神天赋的高级生物离事实更远了。与此正相反，他们在知识上仅与孩童相似，为在生命最表层出现的情绪所支配。整整四年，我们生活在不同地区、不同部落的西藏人中间，可从没有碰到过一位喇嘛，和他可以谈谈一些最基本的关于自然的事实。绝大多数的喇嘛与所有未曾接触过基督教教育的启蒙的、振奋精神的影响的其他教士一样无知、迷信、精神发育不全。他们生活在黑暗的时代，可他们自己是如此的愚昧，竟对这种黑暗蒙然无所知。十个世纪来，佛教将他们带入了现在这种道德和精神上的停滞状态。很难相信除了基督的福音以外还有什么力量能给他们以生命和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大学、研究所中的佛教研究者也以藏传佛教为佛教的变种、堕落，认为它实际上不能算是佛教，而是所谓的喇嘛教。在19世纪的欧洲，特别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佛教大受欢迎。佛陀被视为印度雅利安人的历史上出现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他的教法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心理学体系，它建立在理性和谨慎的基础之上，反对仪轨、迷信和祭司制度，佛教内部没有等级制度，它向世人显示个人如何能够在不带传统宗教的标识的前提下过一种道德的生活。英国伟大的东方学家们在佛教中看到了理性和人道。当然，这样的佛教既不见于今天的印度，也从未出现在汉地和西藏。它早已死亡；如果说今天它还存在的话，那么它就在大英帝国，被控制在帝国内最优秀的东方学家手中。正如Philip Almond指出的那样，“至1860年，佛教不再存在于东方，而是存在于西方的东方图书馆和研究所中，存在于它的文本和手稿中，存在于解释这些文献的西方学者的书桌上。佛教成了一种文本物（textual object），通过它本身的文本性而得到定义、分类和解释。

”精通希腊和拉丁文的欧洲佛教学者选中他们自己认为最接近于佛祖本意的梵文、巴利文佛经作为其研究对象，并据此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古典佛教”版本，这些学者中的大部分毕生没有到过亚洲，因为完全没有必要，他们在他们的图书馆中拥有了佛教。对他们而言，根据这些古典佛经推广的古典印度佛教已经死亡，已不再能与欧洲的知识相对抗。亚洲现存的佛教，不管是斯里兰卡、还是中国、日本的佛教都是野狐禅，是变种，他们对佛法的解释不可靠、他们的教徒没学问，不足以担当传承佛法真谛的重任，而这个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欧洲佛教学者的肩上，他们才是这种古典传统的真正和合法的传人。喇嘛欧洲佛教学者、特别是英国学者对佛教研究之兴趣的上升与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反教皇制度”（No Popery）运动有密切的关联。此时这个被他们自己创造和控制的、从未在历史上的任何地方存在过的所谓“原始佛教”被比作东方的新教，所以推奉、赞美这个莫须有的“原始佛教”实际上也就是赞美新教自己。同样，为了使他们对罗马天主教的攻击更加有力，他们也必须为它找一个来自东方的陪衬，于是大乘佛教，特别是它的最可怕的变种、属于密宗系统的西藏佛教被揪出来作为堕落的、非理性的宗教的典型的命运也就在劫难逃了。西藏佛教带着它的狡猾、昏庸的教士、死气沉沉的祭司制度理所当然地被谴责为佛教最蜕化的形式。在这种学术殖民主义浓烈的氛围中，藏传佛教拥有了一个带有侮辱性的、至少充满贬义的名字——喇嘛教。上千年来，世世代代的西藏人只知道他们自己信仰和奉行的宗教叫佛教。直到他们于本世纪60年代开始与外界接触之后才知道他们的宗教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喇嘛教（Lamaism）。正如被激怒的西藏人常常发问的那样，佛教在中原汉地叫汉传佛教，在日本叫日本佛教，为什么佛教到了西藏不叫作西藏佛教或藏传佛教呢？为什么汉地、日本、乃至泰国的佛教不叫作和尚教，而藏地的佛教偏偏要被叫作喇嘛教呢？在藏传佛教与喇嘛教这两种不同的称呼里隐含着不同的涵义。藏传佛教一如汉地佛教或泰国佛教，指的是属于世界宗教之一的佛教的一个地方版本，而喇嘛教这个称呼则还带有其他附加的内涵和联想，它带有一种褒贬的成份。尽管喇嘛教这个称号由来已久，但它更是19世纪殖民主义的产物。在此之前，人们用喇嘛教这个称号或许还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19世纪西方的那些佛教研究专家们则有意识地使用了这个称号，因为在他们眼里西藏的宗教是一种极其怪诞的、缺乏任何原始佛教精神的非自然传承系统的大杂烩，是一种西藏独一无二的变种。自认为是原始佛教之合法传人的西方佛学家甚至不承认西藏宗教是佛教大家庭中的子孙，因此，它不配被叫作佛教，它最合适不过的名字就应当是喇嘛教。1835年，欧洲杰出的蒙古学家Isaac Jacob Schmidt（1779－1847）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喇嘛教和这个名称的无意义性”（Ueber Lamaismus und die Bedeutungslosigkeit dieses Namens）的文章。文中，Schmidt一针见血地指出，喇嘛教这个名称纯粹是欧洲人的发明，因为他们假想在佛教和所谓喇嘛教之间存在有本质的区别。Schmidt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在于向世人证明两者之间根本就不存在这种被假想的区别，同时要显示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了佛教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表现形式。遗憾的是，Schmidt先生这样的吶喊与当时欧洲东方学界的殖民主义大合唱相比，其声音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据Lopez先生考证，在欧洲语言中最早出现“喇嘛教”这个名称是在德国自然学家Peter Simon Pallas于1788年出版的名为《描述可居住的世界》（The Habitable World Described）、记载他于1769年为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在凯瑟琳女皇之国土内所作旅行的报导中。在此书中，作者大段记录了有关卡尔梅克人的宗教情况，其中提到了“喇嘛的宗教”（religion of lama）和“喇嘛教的教条”（Tenets of Lamaism）。以后，“喇嘛教”这个名称也就断断续续地被西方人运用开来。而最早有意识地使用喇嘛教这个名称，并对藏传佛教横加凌辱的是一位大英帝国的殖民官员L. Austine Waddell。Waddell自1885—1895年为英国政府派驻锡金的殖民官；1904年，他作为侵略者荣赫鹏远征军的最高医务长官到达拉萨。在其锡金任内，他出版了他那本流毒甚广的著作《西藏佛教或喇嘛教》（The Buddhism of Tibet, or Lamaism）。Waddell利用他殖民官员的种种优势，在达吉岭购买了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和庙中所有的藏品，并出钱请人为他演示所有的宗教仪轨，并解释其象征意义。通过这种方式，Waddell累积了有关藏传佛教的丰富的知识。为了控制、利用藏人，在他们当中建立起他的权威，他蓄意地欺骗他们说他是来自西方的无量光佛阿弥陀佛的转世；而面对他的欧洲听众他又明确地告诉他们他不是佛的转世，而是一位理性的观察家、研究者，从而在他们面前同样建立起了他对西藏佛教的权威地位。尽管Waddell最多不过是另一位有天赋的外行，但他却非常努力地与英国大学、研究所中的那些自命为原始佛教最合法的传人的教授大人们保持同样的腔调，为当时甚嚣尘上的东方主义推波助澜。在Waddell眼里，“喇嘛教崇拜包含了许多根深蒂固的鬼神崇拜”，“在喇嘛教中只有一层薄薄的、涂抹不匀的佛教象征主义的光泽，在此背后黑洞洞地出现的是邪恶增长着的多种迷信。”Waddell毫无顾忌地诋毁藏传佛教，他认为大部分藏传佛教的修行仪轨不过是可笑的哑剧，藏文佛教文献“绝大部分只是无聊透顶的、用词汇堆积起来的荒野，是一些过时的垃圾。可是那些喇嘛们却自欺欺人地相信所有的知识都秘藏在他们那些发霉的经典中，除了这些经典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认真注意”。Waddell所写《西藏佛教或喇嘛教》一书中的插图：中国龙马。经过Waddell这种对藏传佛教的“权威”的诠释，藏传佛教在被作为原始佛教的最不肖子孙而受到谴责的过程中达到了它的最低点。它在西方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的复杂游戏中被视为双重的“他者”（Double other）：随着梵文、巴利文文献之译文的发现，佛教作为那种在东方的智慧中看到欧洲之精神的解放的浪漫化东方主义的他者，而被西方创造了出来，并控制在手中。这个他者即代表理性的所谓原始佛教。而西藏佛教又被构划为这种原始佛教的他者，它不是理性宗教的产物，而是印度传统之变种，即大乘佛教或金刚乘佛教的产物。藏传佛教是一种堕落的佛教，它最合适的称号当是喇嘛教。而喇嘛教对于那些殖民主义者来说，它的存在价值只在于它是原始佛教必不可少的陪衬。这儿我们见到了一种表现极为精彩的高低关系游戏。在一种等级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成员为了其地位和声望要消灭占附属地位的成员。但他又做不到，因为他的高正是借助别人的低才显示出来的。Waddell想把西藏佛教排除在佛教的圈子之外，把它说成是喇嘛教，是他所控制的原始佛教的变种。但他又不能将西藏佛教从佛教的大家庭中排除出去，因为正是西藏佛教的存在才使他的原始佛教变得原始。总而言之，Waddell通过对西藏佛教的贬低，通过他对喇嘛教的描述，建立起了一种对西藏的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而这是英国对西藏实行殖民统治的必要前提。本文节选自沈卫荣，《想象西藏：跨文化视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