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以般若智慧为指导，那么佛教的八万四千法门就都是般若的妙用，禅观实践法门也是般若之妙门。以般若为指导的禅观实践是“于戒则无戒无犯，在定则无定无乱，处智则无智无愚。”是即止即观、非止非观，即定即慧、非定非慧的止与观或定与慧的高度合一，是不拘限、执着于具体而特定的禅定之相的。同时，般若与禅的高度合一是“执大净而万行正”的“有无均净”“本末等尔”的平等一如境界。道安般若与禅合一的思想主张可以说是六祖慧能“定慧一体”思想的重要前驱之一。而相对于道安前期“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的思想主张，般若与禅高度合一的“有无均净”“本末等尔”境界也是道安“本无论”思想发展到高度成熟阶段的重要体现。

　　上所述，道安一生都在竭力推动佛教发展，维护佛教生存地位，探求佛教的全体和真义。道安统一中国佛教僧徒姓氏，制定僧尼轨范，主持翻译和整理佛教经典，编撰经典目录，总结并且融会了自汉代以来流行于中国之禅观与般若二系之学说。道安对于中国佛教之奠基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奠基者。道安的佛教思想有两大特点，即综合与融贯的精神，以及注重实践的精神，这两者也奠定了后来中国佛教思想的基本特征。

　　人生佛教的现代倡导者太虚大师（1890—1947）非常推崇道安。太虚认为，中国佛教自东汉从印度传进后，一直到东晋道安法师这一阶段，是为中国的初期佛教。这一期中的佛教、正是源泉浑浑尚未有宗派的成立、至道安法师便奠定了中国佛教的主流基石。把以前的佛学都综合起来，作了一部综理众经目录，能在诸经中提出佛法要旨来。而他最大的特点有四：1、本佛，可以说是佛本论。就是在他的直承于佛，推本于佛，而非后来分了派别的佛教。佛是总括行果、智境、依正、主伴的，如道安主张以释为姓，亦是一个表征。2、重经，因他是本佛的，所以其次便重佛所说的经以包括律论，决不以论为主。3、博约，就是他能够由博览而约要，一面固须博览群经，但又要从博览中抉出诸法的要旨。4、重行，即依所约要旨而本之去实践修行。由是而即教即禅之主流形成，直承此主流而增长的则为慧远等；直为根柢滋养者，则为安世高、昙无谶，实叉难陀译经等。故天台、贤首、宗门下及晚期净土行诸祖，虽叠受旁流的影响，仍还由保持着这主流而演变下来。而除了道安法师奠定的中国佛教主流外，中国佛教另外有两个辅助的思潮，一为承传龙树提婆学系的罗什等；一为承传无着世亲学系的流支、真谛、玄奘等。这二思潮叠曾影响主流起变化，并吸收而又消化在主流里。如天台把三论判为通教，并认为不圆满；但他不能成为主流，不过愈使主流扩大而充实罢了。它有着与道安相反的四个特点：1、本理的，它不像道安的直本于佛，而所本的是空或唯识的理（以整个佛果言，理为境之一分）。2、重论的，因为是本理的，所以他们并不直据佛说的经，只以发挥此理的各祖师所著的论典为重。3、授受的，因为重论，因此它们的思想也便拘入几部论的范围内，传授而承受，不能博取佛一切经而发挥伟大的创作。4、重学的，他们平常都孜孜钻研讲说，而不能往经中摘取要旨去修行证果。太虚对于道安与中国佛教的上述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是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的。